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牟其中是改革开放初期“粗放型”的企业家代表:他们胆大包天,在当时市场经济初建的不规范环境下敢为天下先,并善于发现利用机会,甚至想利用商业手段实现其它抱负。而牟其中的入狱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终结。
1989年,牟其中用中国积压的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四架图-154民用飞机,一夜成名。这次成功被他后来归结为“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后来民间所谓的“空手道”。“这是我发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可是,一般资本拜物教,却将其与犯罪联系了起来。根据我的研究,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应该是以智慧为中心的不断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资本已失去了独处中心的殊荣,而让位于智慧了。”牟其中的确狂想不断,“蔑视”资本或者说没有资本却成为他狂想实现的最大障碍。炸喜马拉雅山,做运算速度每秒10亿到100亿次的芯片,把满洲里造成“北方深圳”,宣称不做工厂不做实业的牟其中,最后留给世人的只有这些惊世骇俗的想法。
1992年,牟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十大新闻人物。199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牟列入当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大陆富豪第四位。牟其中“中国首富”的名声由此而来。当年,牟其中考察陕北时表示,准备在当地投资50亿元。“我去过许多地方,与当地政府官员一谈,百分之百的官员都会说,我们这里什么都具备了,就是缺资金,立马就会开出了一大堆项目清单;一般人准备从事经营,首先考虑的也是资本。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思维,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后来,牟其中对陕北官员说,他手中暂时没有钱,陕北可以把国家下拨的扶贫贷款转划到南德账上,然后由南德运作,保证能“搞到更多资金”。
牟其中是在1999年1月7日凌晨在上班途中被刑事拘留的,一同被刑拘的还有当时的南德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夏宗伟。同年2月8日,牟其中被逮捕,2000年9月1日,他被投入洪山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这是牟其中第三次入狱。1941年生于四川省万县的牟其中,在最近三十年时间里,有1/3是在狱中度过的。1971年开始,牟其中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1975年秋,被以反革命集团罪投入监狱。1979年12月31日,牟其中得以平反出狱,他用借来的300元钱,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1983年,牟又因“偷税漏税”二度入狱,据夏宗伟介绍,那一次对牟其中的指控不实,牟被释放。随后牟其中创建“南德公司”。
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1999年11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牟其中当庭说:“那些证据是假的!”
“他不像一般的小骗子还有羞愧感,而是在非常真诚地撒谎。他的角色感表明他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前南德集团员工、《中国首骗牟其中》的作者吴戈随后在媒体上表态。在此前后,《南方周末》先后三次报道牟其中“其人其骗”。
2000年5月,因信用证诈骗罪,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这一罪名在牟其中身上是否成立还有争论,但牟其中也承认,这是为了融资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2004年,牟其中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但这并不能让他满意,他的希望是--马上出狱。牟其中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并期待着“平反”的那一天。
2004年11月,本刊独家探访了还在狱中的牟其中,曾经同时拥有“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的他一再宣称,如果他能够翻案,他会在几年中把南德恢复成一个庞大的企业。可能已经不再有人相信这样的“神话”。“我只是‘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已。”或许,这是一个狂热地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并实现神话的人,一个人失去了神话就无法生存的人,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想基业常青的企业,仅仅靠神话是难以支撑的。
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张朝阳拿到第一笔风险投资
搜狐,是第一个西方风险资本与中国本土企业家精神结合的产物,这关系到一条通道的打开,一个产业的崛起,一代年轻人观念的改变,甚至一个时代的开端
1996年11月13日,张朝阳怀揣一张22.5万美元的支票在北京机场着陆,他用这些钱创立搜狐的前身-爱特信信息技术公司,为中国人提供互联网接入和搜索服务。那时,王志东还在四通利方写软件,丁磊在广州一家小公司编程序,陈天桥则在上海陆家嘴的政府部门里做总裁秘书。新浪、网易、盛大这些日后同样成为中国互联网脊梁的公司都还没有成立。
这张支票的来历,足以让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惊诧莫名:它仅仅是因为一个来自中国西北的瘦削小伙子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会议室里,向那些蓝眼睛高鼻梁、戴金丝眼镜的富老外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而得到的。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像小伙子讲的那样发生了,那么他不仅会扬名世界,更能成为亿万富翁;如果没有发生,那他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赔偿。
这是西方风险投资的概念被引入中国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版本。张朝阳1986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在1993年获得MIT博士学位之时,张朝阳就给自己定下方向:做互联网。也是那一年,另一个华人杨致远正在斯坦福大学的宿舍里琢磨着一种搜索工具,取名叫雅虎。接下来两年,张朝阳先后作为一个MIT组织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国代表而奔走于中美两地。后来他在1996年连续几个月游说MIT的两位老师,爱德华·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时所讲的故事就围绕两个词:互联网,中国。
坐在2005年11月10日的中关村一个星巴克里回忆往事,哪怕已经过去整整10年,这个算得上饱经世事的41岁老男人还是长嘘一口气:“别提了,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的日子。
要让这些从未踏入中国一步的美国人理解“中国”,太难。“那个时候,中国既没入世,也没申上奥,他们连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个省都不知道,对我们的印象就只限于纽约的唐人街。”张朝阳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你凭什么去说服人家给你钱到中国去花?”
“那他们为什么最后投了你呢?”
“我是他们的学生,他们信任我。他们能看到我两眼冒火的那种疯狂。”
“你不明白,那几个月我经历到多大的压力和艰难。要不是在清华和MIT读书时所经受的魔鬼训练,我肯定挨不过。”
“那时我不仅找MIT的老师,还找很多公司,全都失败。有一个老板,他骗我把我正在求助的其它公司名字告诉他,他就去劝这些公司不要投我,说等我这一年失败了,磨练之后再去找他们。结果绝大多数公司就真的不考虑了。我最后一次去见他是中午,他让我出去,下午三点再来,我下午三点再去,他才说我不投你。”
“人很坏。我充分见识了资本主义的严酷。就像走钢丝一样,多少次在悬崖边都是差一点就掉下去了。”
“心理底线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回西安,念书念了一大圈,最后还是住到父母的老房子里面去。”
“你说如果没有你,中国互联网大发展的进程会推迟两年。为什么?”
“我在1997、1998年那两年宣传得很厉害,见媒体、见公众。把互联网、风险投资、门户这些概念向大众宣扬。我要迅速得到流量,说服客户来做广告,我使劲宣传。98年完全就是搜狐年,提到互联网就是搜狐。后来像网易什么的都在学习我们。那年10月《时代》杂志把我评为数字化英雄,这其实是给整个中国的IT业的。”
“97年的时候,也有风险投资到中国寻找目标了。”
“是。不过那是风险投资主动到中国来找,而我是去美国把投资引回来。所以我早了两年,也辛苦得多。现在找风险投资太容易了,我们那会儿比现在不知道难多少倍。”
“都说中国互联网的胜利不是天才的胜利,而是体制的胜利,西方资本支持下的创新体制。你同意吗?”
搜狐,是第一个西方风险资本与中国本土企业家精神结合的产物。也许今天的张朝阳有一些麻烦,搜狐股价低迷、市值萎缩。但他和这家公司还是会被永久地载入中国商业史。这关系到一条通道的打开,一个产业的崛起,一代年轻人观念的改变,更甚至一个时代的开端。
从1996年迄今为止,共有数十亿美元风险投资落定中国,20余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上市或私募,融资几十亿美金,高峰时市值达200亿美元。互联网是中国本土和西方资本市场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产业,也是与国际差距最小的一个产业。它未从本土资本市场借过一分钱,基本独立于中国宏观调控周期,孕育出几十位身价过亿的新贵富豪。
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倪润峰打价格战
倪润峰带动了中国商人市场意识的觉醒,价格战从此成为中国企业最有力的竞争武器之一
倪润峰领导长虹降价打市场的故事,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当代商战的经典。
2005年8月6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揭晓,长虹以高达398.61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中国最具价值家电品牌第二位。当谈及倪润峰如何让长虹这家地处偏远内地绵阳的国营小企业,一步步发展成为品牌价值高达398亿元的彩电大王时,有一个词是需要反复出现而且强调的,那就是“价格战”。
军人出身的倪润峰作风强悍。他第一次“出手”是在1989年。当年8月,国家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倪润峰根据市场形势,率先在国内做出彩电降价300元的决定,启动停滞的彩电市场,打破了销售僵局,使资金快速回笼,救活了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长虹。这次的初战告捷,也让国人第一次领教了“价格战”的威力。
人们还依稀记得,倪润峰在1991年身披促销彩带登场的精彩一幕。成都百货大楼的彩电柜台前,身披长虹电视促销彩带的倪润峰显得格外年轻。面对众多购买欲望强烈的市民,倪润峰亲和地笑对每个前来咨询的顾客。联想到如今各家电卖场仍在盛行的“老总签名售机”的营销策略,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倪润峰如此强调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做法,显然是很超前的了。
到了1995年,倪润峰提出长虹的使命是“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这一宣传口号,在当时极大地燃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反响极大。
1996年,由于当时我国彩电关税由35%下降到23%,洋彩电借此机会蜂拥而入挤占国内彩电市场。甚至有国际彩电制造商喊出“不惜30亿美元也要占据中国彩电市场的绝对份额”,并定下“打败一个企业,挤占一个行业”的目标,进而全面垄断中国彩电市场。
资料显示,当时日本索尼公司已同上海合资建设年产量为100万台的彩电厂,由索尼控股生产索尼牌彩电;飞利浦公司与苏州孔雀合资生产飞利浦牌彩电,年产量为100万台;天津与韩国三星合作生产三星牌彩电,计划3年内产量超过300万台。据估算,当时国内彩电市场年需求量约在800万台左右,而国际彩电巨头在中国的合资厂所生产的外国品牌彩电年产量已经达到1000万台。而此时,国内彩电生产企业超过200家,却没有一家有足够实力跟国际巨头抗衡。
面对“洋彩电”大举进军的严峻市场形势,正是倪润峰再一次拿起价格武器,率先打响了反击的价格战。该年3月26日,长虹宣布从即日起,长虹所有品牌彩电一律降价销售,降价幅度为每台100-850元不等,全面降价幅度高达18%。这在当时可谓“惊人的跳楼价”。顿时,市场一片惊呼:“长虹怎么啦?”甚至不少人认为倪润峰这是在“自寻死路”。
但很多人没有料到的是,在此番价格大战中,倪润峰成功地运用了之前营造的微妙的“民族意识”,再配上凶狠的“价格策略”,使得长虹获得了大量订单,彩电的市场占有率一路攀升,由1995年的22%猛增至35%,从而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彩电第一品牌。
那一年,长虹过百元的股价就像高高升起的红太阳,倪润峰也达到了自己事业生涯的巅峰。1997年长虹业绩攀升到销售收入188亿元的顶峰,倪润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很难企及的角色。
但此后,当彩电行业形成了长虹、康佳、TCL、创维等寡头垄断格局后,长虹遭遇增长的极限。尽管长虹又发动过多次价格战,以及囤积彩管、国际化倾销等,但口口声声要“清理门户”的它都以失败告终。随着国美、苏宁等大零售商的崛起,长虹在彩电业的话语主导权开始丧失。长虹价格战的失误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淘汰弱势企业并迅速做大的模式,却没有建立一套盈利模式,因此落下了“大而不强”的话柄。此时,《中国企业家》推出了《四问长虹》的封面报道。
直到如今,家电业还通常被看作是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充分的行业之一。而作为价格战的始作俑者,倪润峰功不可没。甚至有人将1996年倪润峰发起的长虹价格战,比作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那样,具有战略转折的意义。有关“价格战”成败的讨论,也成为国内管理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如果说,倪润峰带动了中国商人市场意识的觉醒,这话一点都不为过。
在过去20年中,我们见证了记录了也评价了这一个个难忘的关键时刻,因此,这既是他们——中国企业家们——的历史,也是我们——一本杂志——的历史
假如1985年的张瑞敏没有抡起大锤去砸那76台劣质冰箱;假如倪润峰没有在1989年打响价格战的第一枪;假如史玉柱筹到了能够救急的1000万;假如柳传志只选择了杨元庆作接班人;假如青啤的“彭大将军”被抢救过来;假如黄光裕还是跟在他兄长后面的“二当家”,假如没有标王,没有胡润的富豪榜,……中国的商业史该如何书写?今天的中国商界又是怎样?
张朝阳说:如果1996年他没有说服他的两位老师给他第一笔风险投资,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至少要推迟两年;仰融称,他开创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注册壳公司绕道上市的路径模式,从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也可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你相信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吗?你相信历史是必然的吗?
这是多么戏剧性而又永远无法知道答案的问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世之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说道:“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
当我们回首过去20年的中国商业史,能够记起的不是一份份政策文件,也不是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的官员,而是张瑞敏、柳传志、倪润峰、牟其中、史玉柱……这样少之又少的一些人的名字。
他们跟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被无数繁琐平淡的事情所包围,但突然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了,他们在那一刻的智慧、胆略、勇气、决断、取舍甚至豪赌导致了整个商业史的篇章因此变得浓墨重彩、生动无比,在这一刻,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碰撞在一起。
历史选择了他们,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是通过他们的作用一点点发挥出来。他们创造着历史,也被历史所摆布。不管今天看起来,他们的举动多么轻率、浮躁、幼稚甚至疯狂,都是不应该受到嘲笑和轻视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又被历史所抛弃。而另一些人则正在押上自己多年积累的功名财富进行着一场新的赌注。
过去20年中,中国的企业家们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他们用自身的力量,改变了自己和企业的命运,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一本杂志,《中国企业家》在过往20年中跟他们一起成长,我们见证了记录了评价了这一个个难忘的关键时刻,这是他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
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张瑞敏砸冰箱
中国企业管理史上诞生的第一个“神话”,代表了中国企业质量意识的苏醒,和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家电企业的崛起
1984年,34岁的张瑞敏入主青岛市电冰箱厂。他是短短一年中被派来的第四位厂长,前三位都已负气离开。他刚一上台,就颁布13条规定,从禁止随地大小便开始,揭开了海尔现代管理之路。
1985年的一天,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人提出,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他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很多职工砸冰箱时流下了眼泪。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张瑞敏发动和主持了一个又一个会议,讨论的主题非常集中:“如何从我做起,提高产品质量”,三年以后,海尔人捧回了我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
一场砸冰箱的事件,不仅使海尔成为了当时注重质量的代名词,同时也震服了海尔所有的人,从而确立了张瑞敏在海尔绝对的领导地位。
海尔砸冰箱由此成为中国企业注重质量的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并因此成为无数大大小小的媒体、书刊、高等院校的“经典案例”,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事件的传播,海尔注重企业管理、注重产品质量的形象被极大地树立起来。
20年后,当海尔今天创造逾千亿人民币的年收入、打造国际品牌、在距离全球500强最后一公里处全速冲刺时,对当年砸冰箱之勇,张瑞敏感慨说,“现在你想砸也不可能了,如果再出质量问题,不是这么少一点,当时只有几十台,现在动辄就是几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