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老红军刘长胜 本网专访老红军肖荣昌:寻找红2军团好像捉迷藏

这是肖荣昌与记者黎云的合影 (新华社发) 人物简介:肖荣昌,江西吉安人,1918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6军团电台报务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4年离休前任总参某部副部长,顾问。

    新华网专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新华网联合,特别独家推出老红军系列访谈栏目。近日,本网记者黎云(下文简称“记者”)来到了老红军肖荣昌的家中,看望了这位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

    记者:肖老,非常高兴能与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肖荣昌:我也很高兴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问:您当时参加红军前在家是做什么工作?     答:1918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车头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我家里只有两亩田地,父亲在家种地,偶尔做点手工裁缝,生活非常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得到了肺病,因为没有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母亲只好到地主家去当奶妈,还要给地主家洗衣服、做饭,勉强能够我们母子两个吃饭。

当我6岁的时候,母亲把继续的钱全部拿出来,供我去私塾启蒙读书,我断断续续地的读了四年,在11岁的时候,送我去吉安城当学徒。     从1930年开始,毛主席、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红军战士在攻城的时候,触上了电网,全部倒在城墙下,但是没有见到有人后退。

毛主席当时写到"十万工农下吉安",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红军进城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组织,我这个洋货店的小伙计,也被动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加入了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给我发了一个红缨枪,参加了一些宣传活动。1930年10月29日深夜,红军撤离吉安。

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带着梭镖和两件换洗衣服、一床夹被赶紧到指定地点集合。     由于当时是午夜,我没有惊动母亲就出门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0年没有音信。

    问:您参加红军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答:我们从吉安出发以后,连续走了两天路程,大家都感到非常饥寒和疲劳,我们一起出来的老乡跑了10几个。

我先是到了永新县当儿童团书记,1932年又到湘赣省委机关任收发员,1933年到湘赣红军学校司号连学习吹号。当时我们一个人发了一本红军自编的号谱,一把铜号,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联系,吹破嘴皮、冻伤手脚是经常的事情。

    5月1日,我们在永新县城的列宁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司号连让我作为青年代表讲演,我练习了很长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住军事学校,红军三大纪律歌就是这时学会的。1933年5月,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派人来学校司号连选调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的,红军对无线电部队的建设非常重视,三次办了无线电培训班,这次就是来选人参加第二期培训班。

当时我们连三个排100多人,就选上了我一个人。     问:红军时期的电台工作一直是红军领导非常关注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红6军团电台在长征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吗?     答:1933年5月,我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这一期学员有7个人,经过学习,淘汰了两个。

1934年3月,我在见习期间,我们每天抄收中华苏维埃中央新闻社'CSR'新闻台的广播新闻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1934年7月,调到了红6军团无线电中队当报务员。

红6军团的无线电台是一部15瓦的电台,它是1932年肖克到红8军当军长时候,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我们称为大电台,后来任弼时来湘赣的时候又带了一台5瓦的,我们称为小电台。1933年5月,红8军在棠市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经修复后勉强可以使用,断断续续的。

这三个电台共同组成了湘赣军区的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闫知非,政治委员江腾芳。     我被分配到大电台任报务员。

当时电台有两个用途,一是与中央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湘鄂赣苏区红军定时通讯联络,二是抄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和监听敌人电台通报情况,截收其密码。     1934年8月,我们无线电中队跟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

中央在7月23日给我们发出的训令,让我们到湖南中部去,钳制湖南军阀。     8月7日,我们全军将近一万人,离开了湘赣苏区。

当时南方的天气非常热,鹅卵石很烫,走在上边,脚板上全是泡。部队在湘、桂、黔三省敌人20多个团的包围中,打了一些胜仗,但自我消耗也很大,被迫在贵州时阡以西的山区艰苦转战,寻找机会突围。     我们无线电中队和机要科始终在军团首长身旁,由于器材得不到及时补充,我们就想了一些土办法,用猪油、麻油代替机油,确保了通讯联络的畅通。

除了电台的充电机太大,被埋了起来,两个报务人员失踪以外,其他基本完整。

当时首长对我们特别关心,任弼时还给我们特批了夜餐费。     问:长征中您遇到过什么危险的情况吗?     答:部队在广西的时候,敌人天天在后面追。

有天晚上下着雨,部队停停走走,我和彭富九两个人太累了,就用一块雨布放在地上,两个人打一把雨伞偎在一起就睡着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部队又前进了,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敌人和我们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

一打枪把我们两个惊醒了,黑夜里我们听见敌人满山喊要抓活的。我们两个拼命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找部队走过的足迹。大概跑了十几分钟,终于追上了部队。

我那时候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掉队。     我们在贵州境内,由于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被敌人20多个团包围,处境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在甘溪一带,饿着肚子行军,不少战士都生病,非战斗减员很多。

当时任弼时同志也身染重病,但他坚持自己走,不让战士抬他。1934年10月17日,军团主力要经过甘溪进到马场坪,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向东突围。我们无线电中队的充电机太笨重了,只好在大峡谷埋掉了。

我们在甘溪战斗的那几天,是西征中最艰苦的,几乎是弹尽粮绝,红18师师长龙云负伤被俘,被敌人杀害了。我们出发的时候有9600多人,但这次被敌人分割包围成三个部分,等和红2军团会合的时候,剩下不到4000人了。

    问:寻找红2军团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有的老红军形容说好象是捉迷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答:主要是红2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我们从甘溪突围出来以后,电台又恢复了工作,每天听抄国民党广播新闻。当时我们急切地盼望和红2军团会合,但是却不知道红2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

当时2军团没有电台,而且我们和红2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所以根本联系不上。任政委让我们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我们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

结果红2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拔腿就跑。他们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所以跑得也比我们快,而且越跑越快,一天都不停下来休息,我们沿途看到不少他们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

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17师19团,先找到了红2军团,然后带领他们出来迎接红6军团的主力,一路上用红6军团的号谱,才找到我们。至此,我们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6军团,才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与关向应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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