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的名言 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秦邦宪

秦邦宪简历:秦邦宪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秦邦宪于1907年6月24日出生,字则民,乳名长林,参加革命后取名博古。他出身书香世家,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之后。父亲秦肇煌,清朝宣统年间曾任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浙江省鄞县和长兴县的统捐局局长,1916年因病辞职返回家乡无锡,同年11月病逝。

秦邦宪是秦肇煌的长子,生于浙江杭州,倍受父母疼爱。1915年,秦邦宪进人无锡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后转人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锡师附小)。秦邦宪少年时沉默寡言,喜欢思考,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父亲去世时,秦邦宪才九岁。从此,兄妹三人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渐渐家道中落,进入靠卖祖宅维持生活的困境。

1921年7月,秦邦宪高小毕业。9月,他考取了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简称“二工”)预科。在这个学校里,他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先后聆听了恽代英、萧楚女等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的演说,以后又结识了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等进步青年,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23年,安剑平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为“中国孤星社”),秦邦宪参加了无锡“孤星社”,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1924年1月,进步知识分子团体“锡社”成立。8月17日,中国孤星社无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无锡孤星社全体社员加人锡社,同时,秦邦宪被推选为中国孤星社苏州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的爱国青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接触中,他不但提高了革命觉悟,而且培养了组织才干。

1925年春,秦邦宪由同学周演行介绍,相继加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生涯中进人一个新的时代。同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年仅十八岁的秦邦宪当时担任苏州“二工”学生会会长,又是县学联领导人之一。

听到消息后,他非常愤慨。6月1日,他不顾严重的肺结核病缠身,拖着虚弱的病体率先在“二工”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当场口吐鲜血。在“二工”的带动下,6月2日,苏州二十多所学校的两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反帝大游行。

同日,秦邦宪从苏州赶回无锡,参加“英日外人惨杀同胞无锡后援会”的活动,当场泪洒满面地起草了一篇传单,在无锡的街头巷尾四处散发,推动了锡城的反帝斗争。《血泪潮》是锡社在“五卅”运动中出版的刊物,秦邦宪为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从6月13日起,他以《病榻琐记》为题,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表达了强烈的反帝救国决心。6月25日,他不顾病体的虚弱,与“后援会”其他同志一起,在城中公园举行市民大会,秦邦宪在会上作了演讲。7月11日,锡社召开大会,秦邦宪当选为锡社负责人之一,分工担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从此,他与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5年9月,秦邦宪从“苏工专”(即原“二工”)预科毕业后考取上海大学,成为该校社会学系的学生。10月,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漫漫征途。

1926年初,由于党的工作需要,秦邦宪被分配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任干事,与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等时有接触,并在罗亦农领导下参加了1926年10月举行的第一次上海工人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锻炼。同月,秦邦宪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坚守革命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由于搜不出任何证据,得不到有用的口供,军阀政府只得将他释放。此时,中共中央决定选送一批共产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秦邦宪也在其中,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培养中国革命骨干的摇篮。中山大学学制两年,秦邦宪是第二期学生。与他同期的还有杨尚昆等250人。按照学校规定,每一个留学生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名“博古诺夫”。回国后,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便一直以“博古”为名。

在中山大学,秦邦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俄语的语法和口译很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等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间,秦邦宪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时刻关心着祖国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这里,他曾聆听过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从而看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他崇拜斯大林,也相信共产国际,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实际情况缺乏完整的认识,所以,他也难以避免地卷进了该校一些无原则的斗争。1927年底,世界劳工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秦邦宪被选中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会议期间,他与代表团成员刘群先相识并逐步相爱,约半年后两人在莫斯科结为伴侣。1929年暑假以后,秦邦宪转入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1930年5月与刘群先一起,怀着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热望,离开学习工作了四年的苏联,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国以后,秦邦宪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同时参加工人报纸《劳动报》的编辑工作。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补选秦邦宪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中央局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秦邦宪担任团中央书记。因工作出色,他所领导的团中央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好评。9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等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并确定秦邦宪负总责。这时他年仅二十四岁。

由于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工作极其困难,1933年1月,秦邦宪等几经辗转,抵达江西瑞金,与苏区中央局会合,翌年成立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秦邦宪为总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当时苏区的斗争形势很艰难,物质条件极差,但秦邦宪雄心勃勃,很想干出一番事业,使革命斗争有一个大的发展。但他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分听信共产国际的意见,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和口号,对党内和同志间的不同意见也采取了当年苏联搞党内斗争的一些做法,给中央苏区乃至全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这是历史上极为沉痛的教训,也是秦邦宪一生中最感痛心和最为遗憾的事情。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长征中,秦邦宪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由于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秦邦宪又非常相信和依赖李德,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致使红军在长征路上继续惨遭损失。1935年1月,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秦邦宪的错误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批评,会上做出决议取消秦邦宪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2月,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分工,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以至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秦邦宪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同时代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时曾有人在背后劝秦邦宪不要交权,但在这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秦邦宪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并表示“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极强的组织观念。

遵义会议以后,秦邦宪以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积极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不少非常正确的意见,特别是在反对张国熹的分裂活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维护了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斯诺编著的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收有《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一文,作为对长征叙述结尾的一段附言。毛泽东将长征的成功归结为党的正确领导,接着列举了领导同志的名字,博古也名列其中。毛泽东对博古的评论是全面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在千方百计发展陕北经济的同时,秦邦宪还直接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协调和谈判,为调动各方面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贝献。

秦邦宪是中共党内有名的宣传鼓动家,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又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灵活策略和谈判技巧,在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在1937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和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他根据中央的决定,先后与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上海、庐山和南京等地,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多次进行谈判,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达成了协议。他积极组织营救政治犯的工作,使陈独秀、王鹤寿、陶铸、钱瑛等一大批政治家被营救出狱,为党保护了一批骨干力量。他还认真抓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努力培养党的干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南方各省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健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9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秦邦宪任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8月,周恩来负伤去苏联医治疗养,秦邦宪代理南方局书记直至1940年5月底周恩来回到南方局为止。在此期间,秦邦宪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宣传文化和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

秦邦宪提出,“要在延安创办一个日报和强有力的通讯社,以便毫无保留地将我党主张广播到全国全世界去,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使他们的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根据秦邦宪的想法,194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并由秦邦宪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直接领导新华社的工作。从此,秦邦宪不仅是一位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成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为了把《解放日报》办成一张完全的党报,秦邦宪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不断改进文风,使报纸充满活跃的气息。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亲自编写社论,配发重要文章。秦邦宪构思敏捷,下笔极快,他经常一边参加会议,一边进行写作。会议结束,他的社论也就写好了。凡是重要的文章,他都不忘送给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审阅。在他的努力下,报社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党中央的喉舌,也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秦邦宪博学多才,口才极佳。有人评价,说他开会讲话“逻辑性强、结构完整、语言简洁”,“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思想,指出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党报的群众性,这是办好报纸的重要条件。为此,他经常号召大家“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他还建立了一支宏大的通讯员队伍,形成了一个全党办报的网络,不仅解决了供稿量的问题,而且使报纸的宣传更及时、更符合实际,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的新闻工作者。他自己在办报过程中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揽功归己,不诿过于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志o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秦邦宪多次就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剖析和深刻的检查,特别是在1945年5月3日党的七大会议上,秦邦宪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和责任。不少与会者认为“博古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比较好的”,“他的发言很沉痛”。秦邦宪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为此,他在党的七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中共中央派秦邦宪前往重庆,担任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参加政协宪章审议工作。临行前,《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秦邦宪在会上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没有想到,这次讲话竟成了他对延安同志的永别赠言。

从2月14日起,秦邦宪参加了宪章审议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他坚持维护政协原则,.与国民党代表和破坏政协的各种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中共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宪章审议委员会在讨论中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重大分歧,王若飞、秦邦宪必须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后再作研究。4月8日,秦邦宪和王若飞等由重庆飞赴延安。不料,由于当时气候恶劣,能见度很差,飞机进入山西兴县后在黑茶山失事,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出,整个延安笼罩在悲痛之中,人们失声痛哭,毛泽东更是三天没有睡好觉。悲痛之余,他挥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他还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表示:“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这是毛泽东对秦邦宪等人的评价,也是党中央对秦邦宪等人的评价。

秦邦宪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无锡信息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