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批判胡风 老舍为什么要诬蔑胡风是“美蒋特务”?
在1955年5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老舍这样写到:
“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篇发在副刊栏目的忆友文。然而紧接着,老舍话锋一转:
“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
随即,便是对胡风劈头袭来的疾风骤雨般的猛烈批判:
“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在老舍愤怒的笔下,他的“二十年老友”胡风,已从昔日战友成为了不共戴天的“美蒋特务”。这还不算,为了表现对胡风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决心,老舍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文,义正言辞的指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在这场由最高领袖授意开展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下,胡风等人的命运可想而知,“反革命”的罪名落在了曾经的左翼作家胡风头上,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4年,期间多次遭到非人折磨,直到死后的198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批斗胡风中表现卖力的老舍,自以为已安全“过关”,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11年后,胡风相似的命运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遭到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批斗毒打整整一天后,老舍走向了太平湖。
1966年8月24日,50年前的今天,老舍跳湖自杀。
我们已无从得知,在50年前的那个下午,面对已不再平静的湖水,老舍究竟想了什么?他在怀疑吗?他在怀疑为什么他深爱的党和毛主席会不相信他?他是深爱着毛主席,深爱着人民的啊!即便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他还随身带着他奉若珍宝的《毛主席诗词》,在一天前,他还回家对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
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在历次对右派的批判中,他有哪一次缺席过?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他可都是一马当先的冲在前头,旗帜鲜明、毅然决绝的对他们不遗余力的批判的啊!为什么这次会轮到自己了呢?!
他在恐惧吗?恐惧当年他批判过的那些人的遭遇,会重演在他的身上?胡风的下场,他是很清楚的。昨天被红卫兵一顿毒打,明天就能逃得掉吗?辩解有用吗?那天人们揭发他在国外出版书时“只收美金”,那可是40年代,人民币一张都还没印刷出来,他不收美金能收什么?接下来人们会对他定什么罪名?美蒋特务?那是他给胡风定下的名号。
不,他怎么可能是美蒋特务呢,1949年他可是放弃留在美国的机会,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回国的啊。不不,他不是特务!胡风…胡风就是特务了吗?胡风有任何“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证据吗,可他不照样一口咬定胡风就是吗?!
他在后悔吗?后悔自己不该回国?还是后悔自己不该放弃底线,昧着良心对昔日好友们落井下石的展开批判?他后悔自己不该写那些文章?后悔自己写过“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样的话?他最亲爱的儿子会像自己文章写的那样揭发他吗?……
在那个夏天,太阳是血红色的,路面被烤的发出白光,人们臂膀上带的红袖章也是血红色的,人们的眼里充满了仇恨,露出血红色的血丝……老舍在那个夏夜跳入湖中,“咚”一声,像是湖面发出的短促叹息……
50年后再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为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然而,时代之恶,制度之恶,就能掩盖个体的人在当中的恶吗?我想,未必。
制度也是由人建立起来的,之所以文革能顺利的开展,和之前的反右、反胡风乃至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是决然分不开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自己坚守的底线,为了“自保”,不惜沦为宣传机器和批判打手。而往往上一次运动中批判别人最厉害的,下一次运动中也是被批判最厉害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被认为右派的章伯钧,还是根正苗红的左派周扬,莫不皆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事实上,知识分子本可采用消极抵抗的态度,而非放弃下限的主动迎合,甚至可以以不合作的态度避走他乡。在50年代初期,人员海外流通还未有之后那么闭塞。居住在上海的张爱玲,在察觉到被批判的苗头后,立即决定赶赴香港,其时是1952年。
而知识分子放弃原先立场的原因,笑蜀的总结可谓耐人寻味:国民党时代知识分子以代表民意自居,而当时的民意和知识分子的诉求相似:反战、反独裁。而49年之后,民意完全倒向了当政者一方,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原先坚守的立场也产生了怀疑。在“民意”这杆武器下,知识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最终造就了文革的群体悲剧。
历史的作用在于今人引以为鉴,这段知识分子的惨痛遭遇,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仍有极大的警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