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的帽子与战士的特权
1940年9月25日下午4点45分,随着坑道爆破一声巨响,日军榆社据点的残余守军被陈赓指挥的八路军386旅战士彻底歼灭。藤本中队长切腹自杀。至此,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榆辽战役达到高潮。榆社甫经克复,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旅长陈赓和参谋长周希汉即登上被摧毁的碉堡群巡视。
激战时的严峻神色一扫而空,陈赓复归他的嬉笑本色。他捡起一顶日军战斗帽戴上,身边的周希汉已穿上日兵军大衣,身后的警卫员头顶日本钢盔。陈赓双手叉腰作太君状,请随军行动的八路军电影队摄影师徐肖冰拍下一帧传世后人的历史照片。
至此,陈赓戴过的帽子,仅就军帽而言,已达六种:自十三岁逃婚当上湘军小兵戴的五色五角星早期民国军帽,到青天白日帽章的黄埔军校大沿帽,又在1926年最后三个月戴上了苏联红军的布琼尼尖顶帽----当时在苏联远东受训。
从1931年开始,戴上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星帽:先是四方面军的大八角帽,再是一方面军的小八角帽。1937年三原誓师,大雨中他换戴国民革命军的德式军帽,复缀青天白日帽章。他生平头戴的最后一种军帽,是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的解放军礼服大沿帽。
对自己头戴的军帽,陈赓日记明志道:(1937年9月6日)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
陈赓于1923年加入中共。1925年黄埔党军东征时,他身背校长蒋介石脱离险境。1933年在红军师长任上伤腿去沪治疗时,陈赓被捕。蒋介石以救命之恩将其放生。虽有这段传奇经历,陈赓在党内始终受到信任。不像他的黄埔同学左权,直到牺牲也一直背着托派嫌疑的罪名。
陈赓不拘一格的开玩笑本性,也得以张扬一生而无需收敛。像这张头戴日本军帽的战胜者留影,在中共军史上极为罕见。笔者所见此外仅有李克农扮演日军军官的怪相照,但那是在演戏。
不过再想想,陈赓此举其实也是一种演戏:讽刺被他率部击败的对手的活报剧。这是一种胜利者的特权,战士的特权。如今上年纪的国人都记得电影《红日》里,打了胜仗的解放军连长石东根头戴敌人大沿帽,纵马驰骋,受到军长严厉批评的情节。
这段情节既反映当时中共军队里对这种头戴败军军帽取乐的一般性禁止,也反映中共建国以后对这种场景的描绘的反对态度。沿袭至半个世纪后的今日,当笔者的朋友闻听我选用陈赓头戴日军战斗帽的照片来绘制陈赓肖像时,本能的反应便是:这怎么可以?
是啊,陈赓头戴红星帽的照片很多,为什么选用这一张?这便涉及到肖像画的最高追求。肖像画上乘之作,是传达出像主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即他最与众不同之处。然而肖像画的表达手段是有限的。除五官、双手、形体动作之外,还能帮上忙的便是服装。
在这里,陈赓的身份已表明无疑,身着八路军军服的他却头戴日军军帽正在肖像画核心视界范围内,这种反差是肖像画家做梦难求的效果,岂可放过!而正因有前述之种种禁忌,这一行为只有陈赓才做得出来,这不正是抓取了最能表达陈赓与众不同的个性的瞬间吗?这不正是肖像画的核心追求吗?
除了陈赓这种常胜将军的豪放气质之外,选取这个瞬间的深层含义还指向陈赓生涯中四年特科经历。陈赓是天生的演员。据他自述除因脸颊红润丰满不能扮演乞丐之外,他曾以各种角色面世,包括敌营中人。直至1933年被捕,视他为同行的巡捕们还惊呼:这不是王先生吗?因此陈赓在这头戴日军军帽的照片中,若将军服换成日本军服,便活脱一个日本太君。
在我加上他常戴的眼镜时,又活脱一个鬼子翻译官。当然,那是在人们想像中的类型性形象。事实上陈赓便是他自己,不会为服装所左右。这一点,我等待我的观众在看第二眼之后,便会自行发现。
陈赓在八路军中,因大胡子与另一位旅长***齐名。美军武官卡尔逊中校在他的回忆中记述陈赓没有胡子、戴着眼镜的脸看上去像个学生而不像战士。这说明陈赓勤于刮胡。陈赓的 机要员则特别记述了陈旅长用手摸着满脸的粗胡茬。
榆社战斗持续了三天两夜,陈赓的胡子便疯长起来。陈赓在几乎所有的照片里都戴着眼镜,唯在榆社这几祯照片里眼镜不知去向。陈赓日记中缺失1940年全年,因此无从考证此中之原因。顾忌今日之观众无法认出不戴眼镜的陈赓,犹豫再三,终于给他加上了著名的眼镜。
旅长陈赓巡视战场时不挎枪也不束腰带,却挎了一架照相机。关于它的来历,陈赓于1938年1月9日,即卡尔逊访问他旅部的两天之前,在日记里记述:
已经失望的照相机,今日竟已取来,殊出我意料之外。材料满装一箱,是少文由上海购来,辗转数月,今日竟收到,亦可谓幸矣。
所以说,这相机是他珍爱之物。三个月后他的部下又缴获日军两架相机。陈赓将它们赠给随军记者黄钢:
好了,这东西来了陈赓同志在我们捆行装时说,他把那两架照相机递到我同伴和我手里,再平淡地讲到今天***时你们总可以拍到些东西。
陈赓的参谋长周希汉也是个有个性的人物。参谋长,虽然没有像旅长那样生硬的黑须根,但却是一个极端冷静的 人。(黄钢记述)日本大衣随时可见。这个师正沿东西向的正太路和东边的平汉路积极地同敌人交手。几乎每天都缴获到军需品。(卡尔逊记述)周希汉身穿的 那件大衣,显然也刚从榆社据点得到,因为连日军领章也未摘除。它也显然跟随新主人南征北战直至和平之日,因为它最终进入了军事博物馆永久陈列,只是没有了领章。
顺便说说。近年网上流传一份清单,谓档案表明八路军在八年抗战里只打死了一千余名日本军人。我对此质疑。陈赓日记所记载的 较大战斗在1941年前已有许多次。其中榆社全歼的守备日军为片山旅团板津大队的藤本中队200余人,另有伪军约60人。
1938年3月16日神头之战,陈赓日记记载毙敌800余人,而日军方面的公布数字为399人,约其半数。按此二战合共,至少已毙敌600余人。所以仅陈赓一个旅的抗日战绩已远不止毙敌千余的记录。
而115师平型关战斗,据历史学者杨奎松等人考证,毙敌在400500为最保守统计。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的编制军饷,却在三年内扩大了10倍,它没有国家资源的支持,而主要依靠夺取敌人装备来维持战力,所以不应低估其抗战的贡献,虽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非***部队的抗战贡献,在长期被刻意贬低的情况下,应该还以历史真相,给予充分的评价与颂扬。
《陈赓在百团大战中》(2011年)是笔者迄今为止最接近于纪录历史真实瞬间的作品之一,因为它几乎是复制一张照片。原照可见于徐肖冰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照亦在网上流传,但是以镜象式反向画面误传。
陈赓与此同时另有二照传世,一照为不戴日军军帽,与周希汉和一群战士在碉堡前及台阶上的全景照;另一照为当日稍晚(因为加穿了一件棉上衣)仍戴了日军军帽与周希汉等半身合影,手握日本武士刀柄,但体态不再扮演太君动作,而是面露开心的笑容,胡楂在半小时后更加浓密了。
我对原照片只做技术性处理:将陈赓拉到前景,如前所述加上了眼镜。除将另照手持那把日本刀置于左下角地上外,加画两挺日式机枪与一面有武士式签名的日本太阳旗。
笔者曾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历史画与虚构》,认为虚构是历史画的传统手法,也是历史画家的特权。即便这一幅画,也多少有一点虚构的成份。比如陈赓的眼镜。更重要的虚构是他身后的落日余晖。虽然榆社战斗结束时正当傍晚,但这种对落日的强调,还是因为那首名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