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明王炳南 【王安娜】王炳南王安娜儿子王黎明

她是一名年轻的德国女人。自从嫁给中国外事工作的先驱者之一王炳南以后,她成为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得力帮手。她写下《我为毛战斗过——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但是最终她为什么和王炳南分手?晚年选择回到德国之后,一无所有的王安娜又是如何重新开始的呢?我们采访了王安娜和王炳南之子王黎明。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9年生于德国东普鲁士乡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家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波兰的地方。她很多地方受农民家庭影响,所以她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去,先到市场去看一看,了解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都是她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艰苦朴素。

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东普鲁士念完的,成绩非常优秀,当时毕业以后为了更进一步继续深造,她就到柏林去念大学,读的是哲学和历史,后来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波兰的近代史。

王安娜自己评价自己是德国人的一个例外。因为王安娜读大学期间,当时正好是希特勒上台。如果我们翻阅当时的历史纪录片和相关的资料,就不难发现,当时德国的年轻人大都很疯狂,他们奉希特勒为偶像,崇拜他、拥护他、盲目地跟他走。

但是,王安娜在那样人人几乎疯狂的大环境中,却显得十分冷静和客观。她总是要问个为什么,她觉得希特勒不是一个能够把德国引向正确道路的人。

而且她有自己实际行动,她起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她两次以造反派的罪名被政府抓进大牢,关押起来,情况相当危险。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很多很大的把柄,就释放了王安娜。

当时的王安娜心里深知,如果再被捕一次,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杨虎城有一个世交,他的孩子叫王炳南。杨虎城知道王炳南是共产党员,而且因为跟王炳南的父亲是世交,他欣赏这位青年。

基于种种的关系,王炳南经杨虎城的资助,到了德国留学。他同王安娜两个人同时成为了柏林大学的学生,于是彼此便结识了。 王黎明回忆说,“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王炳南也是个革命者,是个共产党员,他到柏林的任务是组织共产党小组。

据我母亲后来回忆,我父亲当时很积极,甚至带一帮人拿着石头砸日本人的饭馆。” 正是这样的一种志同道合,共同为革命的志向,使得王安娜嫁给了正在欧洲中国留学生中组织抗日小组的共产党员王炳南。

王安娜考虑到如果再被捕入狱就不那么轻而易举能放得出来了,而王炳南当时因为国内的形势,也要召唤他回去。这样两人一商量,他们这个天地应该是在中国。1935年底,他们一起搭乘当时西伯利亚火车,就是从德国经过西伯利亚,然后经过中国的东北,然后一直就到中国腹地,终点站就是西安——王炳南的老家。

那时她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王安娜。 王安娜也很想念祖国,然而,她觉得丈夫的事业更为重要。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这一去,不知道何时再能和母亲相见。 王安娜心里知道,这个自己看中的中国小伙王炳南,他出身严谨的军人世家。他安排王安娜来到中国后,王安娜没想到竟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革命的道路。

二、新的战场

1936年,王安娜跟随丈夫王炳南回到中国,很快她就怀孕了。王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肩负共产党重要统战工作的王炳南,为了安全,让我去上海生产。可是,我却打算冒一次险,在上海生养完后,带着孩子去西安找他。

” 这一路上的艰辛可以想象,一个德国女性,在兵荒马乱的内地中国,用一个篮子装着才两个多月大的儿子王黎明,一路坐火车去西安,找在那里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王炳南。她在众目睽睽下给孩子喂奶,因为一路上火车很挤,她实在是没有办法,好在很多中国人都很谅解,友好地照顾她。

一路上,让这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子体验到了纯朴的中国老百姓的善良。 下了火车,王安娜带着襁褓中的王黎明到了潼关附近,陕西省的边界,再往里面走,火车不通,她只能住到客店里头去。

然后,正好找到一群河南籍的大卡车司机,他们正准备开着车,拉着货到西安去。于是,王安娜就跟他们商量带着她和儿子一同前往,并支付了一些钱。司机看母子俩无助的样子,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路上更是布满了危险。 两军对阵的一个分界线上,很多桥都已经被炸掉了。要过一个桥,连桥板都没有了,只有两个棍在上面。司机把人都赶下来,说他要沿着两根棍,把汽车开过去。王安娜此时已经累得实在没有办法,在险桥上走的力气也没有了。

她决定抱着孩子,坐在车里,跟着司机一起过去。幼小的王黎明从一出生,就随着母亲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 可能也是命大吧,经过种种困难到西安以后,王安娜立刻找到了王炳南,住进了招待所里头。

当时的招待所里,史沫特莱女士也在,王安娜当时非常高兴,因为史沫特莱跟她是很好的朋友。史沫特莱马上就给幼小的王黎明换尿布,安排休息。 不久,王炳南考虑到带着孩子会影响革命,另外也担心王黎明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谁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多方劝说王安娜把孩子留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做母亲的王安娜自然希望孩子留在身边,而且孩子这么小,但是当时的情况实在复杂和危险,再说王炳南父亲的老家当地条件还比较好一点,有自己的房子,生活稳定。

就这样,王黎明出生后不久就送到了王炳南的老家,陕西省乾县,跟随着爷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等到重庆那边,王炳南和王安娜的生活稳定下来以后,还有半年就要上小学的王黎明从老家被接回了父母的身边。

王黎明在重庆上小学的期间,王炳南纯粹在为周恩来做事情,王安娜对儿子讲过,周总理亲口说王炳南不但是他的耳朵,还是他的嘴巴——代言人,传达信息。 不久王安娜在重庆参加了保盟的工作。

1939年,王安娜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发给她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并接受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运送药品的任务。王炳南和王安娜的很多工作都是很秘密的,照顾年幼的王黎明的任务,落到了他们从陕西老家找来的一个叫杨妈的老太太身上,一天到晚管着他。

王安娜的语言天赋极高,迅速学会了中国话,乃至四川话、上海话等各地方言,除此,她还会说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多国语言。

她很快在周恩来和宋庆龄领导的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极佳作用。尤其是她当“红发女侠”给八路军运送珍贵医药物资的经历。 一次,宋庆龄碰到一个麻烦,她从国外筹集来的医药和很多贵重的物品,主要是医疗方面的物资,要送到八路军那里去。

但是这些好几卡车的东西,都被滞留在海防,越南的港口。因为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着语言优势的王安娜自然是这次任务的不二人选。 当时海防关口卡得很严,很多物资都运不到内地去,当地司机告知她,如果要把这批货物通过关口,那估计可能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可内地抗日战争要急需这些物品,还有很多X光仪,都是国外收集的很有用的医疗设备,要尽快通关。安娜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脑子也比较灵,用法文和这些法国官员打交道,后来她讲话当中也说了几句德文。

因为那些法国官员是从德法交界——埃尔沙斯洛林来的,那个地方属于一个德语区,他们觉得好像同乡人,很亲切,“啪”一个图章就给她了。 王安娜就顺利地把这个事情办完了,然后就带着卡车队,辗转越南,经过昆明、贵州,一路就到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完成这个任务了。 王安娜自豪的说,“这是我的战场。我与中国老百姓一起浴血奋战!”

三、友好分手

王炳南和王安娜从1935年结婚,一直到1945年,十年时间,除了生儿子的时候,王安娜到上海去过,其余时间他们基本上在一起,而且一直在重庆。 到了重庆以后,就是1945年的时候,抗战胜利了,整个政治大形势发生了变化。

日本投降了,中国往下一步走,要解决江山到底是归国民党,还是归共产党的问题。 当时形势很严峻,也有新的课题出来了,王炳南毫无疑问跟随周总理、毛泽东,继续进入到下一步,过渡到解放战争。王安娜当时也有自己的工作,因为跟宋庆龄的关系很不错,宋庆龄对王安娜十分信任,王安娜对宋庆龄也非常崇敬,很愿意在宋庆龄下面做工作,施展她的才华。

在重庆的时候,她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互信的环境。来中国将近七年的时光之后,王安娜去过延安、重庆等地,并为八路军运送医药物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位年近四十岁的德国女子,却要面对和自己丈夫王炳南离婚的局面。在王炳南《风云特使》传记中说,王安娜主要是因为一段无法说清的日本之行,与时任中国共产党高级外交官员的王炳南离婚的。

邀请王安娜去日本的人,是夫妇俩在德国共同的一个日本同学。后来这个人回到故乡,他在日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很佩服王安娜,就邀请她到日本去。

因为当时在中国办一张到日本的签证相当困难,这个日本人利用自己的能力,直接派军用飞机把王安娜接到日本去,还劝说安娜把跟他孩子同岁的王黎明接到日本念书。但是遭到安娜的拒绝。 王安娜原本出于好奇想去日本看一看。

但是对王炳南来说,王安娜不适合去跟这些人打交道。于是,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对于王炳南,他对安娜可能有更多更高的要求,而安娜作为一个德国人来说,文化背景也有不同,她喜欢自己战斗。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让两人因日本之行这一导火线,而最终友好分手。

但是他们在为了一个共同的新中国的到来,为了怎么样配合共产党更好地工作,这方面他们始终是一致的。 从日本回来不久,王炳南和王安娜就在重庆分手了。

1947年他们正式找了几个朋友,协议离婚,两个人共同的孩子王黎明,由双方共同负担。 然而两个人一生都是很好的朋友,都互相关心着对方怎么样,一直到最后王安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访问中国,当时正好由王炳南所在的对外友协组织活动,他们再次相见,谈得很亲切,聊得很多。两人虽然不是夫妻了,但是友谊一直保存到了最后。

四、特殊情谊

结束同王炳南的夫妻关系后,王安娜在宋庆龄身边继续为中国革命工作着。其间,王安娜保持了原先当八路军女少校时的艰苦朴素的气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并且成为宋庆龄最为信赖的秘书和挚友之一。 1980年,距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半年前左右,宋庆龄写信给王安娜说:“事实上,我能想起的唯一最使我感到愉快的事,就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欢乐。

” 王安娜一直协助着宋庆龄,担任着相当于秘书的工作,尤其外文方面,主要由王安娜负责。

王安娜和宋庆龄工作上面配合得很好。很多当时的信件和便条都可以证明两个人之间比较特殊的情谊。而且,不仅仅是工作上的,生活中的她们感觉还像朋友一样。 王安娜是一个很热情,具有活力的人。她的英文和德文都很好,她和宋庆龄交流起来,或者写东西大部分都是用英文。

另一方面,两人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曾经到过德国,在柏林居住过,她在这段居住期间对德国的印象很好,不管是气候、饮食、文化还是德国人,王安娜正好是德国人,所以她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好感。

宋庆龄由于她孙中山先生夫人的身份限制,很多地方行动不便,很多她想做的事情,都会委托王安娜替她去办,很多她想说的话,也愿意跟王安娜讲。宋庆龄喜欢听德国的音乐,王安娜就会想办法帮她去找到这些,比如当时一些78转的唱片。

她们也喜欢一起做德国饭,王安娜做得一手好菜,宋庆龄很欣赏王安娜的手艺,常与她亲切地交流厨艺。 在上海的时候,一到复活节,王安娜就弄一些吸管的彩蛋,送到宋庆龄那儿去,宋庆龄非常高兴。

圣诞节的时候,在上海搞个松树是比较困难的,王安娜居然想办法搞到一棵松树,布置出了圣诞节的气氛。 作为王安娜的唯一的儿子王黎明,他保留了母亲与宋庆龄之间的大量书信和便条。

记录了她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也保存了她们在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的美好时光。 王安娜一直帮助宋庆龄,陪同她出席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并给她需要的药品,尤其在宋庆龄晚年身体衰弱的时候。

宋庆龄不但在工作方面,对下属严厉、要求非常高,而且她一出场,不管是在重庆时代、上海时代,都显得光彩照人,知识丰富,令当时的王安娜从各个方面都相当佩服和欣赏。 宋庆龄和周总理一直都是王安娜很尊敬的人,所以一直到她临死之前,回到德国,居住在汉堡附近,她的写字台前面就放了两幅照片,一幅是宋庆龄的照片,一幅是周总理的照片,都是40年代他们在重庆,风华正茂的时候的照片,放在那儿一直到她去世。

五、重返德国

1955年,就在王安娜同前夫王炳南来中国二十年后,王安娜在德国的、没能再见过面的母亲过世了。这一年,王安娜终于决定要回德国。王安娜在东德先定居下来。 王安娜选择回到故乡,在儿子王黎明的眼中这是一个不愉快而且艰难的决定。

王安娜离开中国的时候,王黎明由于学业,也没能和母亲亲自告别。 王安娜回到德国后,按德国人的说法就是,自己挣自己的那份面包。不像在中国可以养老,或者有政府帮助安度晚年。她这样回去就完全要依靠自己。

好在王安娜有很多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和丰富的中国经历,很快就在当时柏林很有名的洪堡大学教授中国和亚洲一带的近代史。 然而,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王安娜作为一个为中国说话的德国女性,当时在她的讲课、一些演讲和访问中,她的观点都是亲共的,亲中国共产党的。

学校方面当然对她十分的不满,她受到了所在地东德的排挤。尽可能地限制她,不提拔她,或者给她安排没有多少课。王安娜终于感觉到一些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她决定移居到了西德。

中国的经历在王安娜晚年返回德国之后,却成为给她制造麻烦的原因。 王安娜在她晚年的时候,一直魂系中国。其实很想回到中国来看看,尤其因为唯一的儿子王黎明还在中国。 她在中国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多数情况下就顾着战斗了,跟孩子之间的交流很少。

当时的王黎明已经在哈尔滨上了大学,念军事工程。国内的意见是最好把大学学业完成以后,王黎明再回到母亲那儿去,王炳南的意见也是这样,包括宋庆龄也给王黎明写信,鼓励他继续把学业完成。

宋庆龄对王黎明说,“你妈妈不在,我就像你的妈妈一样,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儿子王黎明那时作为一名军人,当时去德国很困难。所以思念母亲心切的他就给宋庆龄写信,想要换一所学校。

宋庆龄一直鼓励他,最终在宋庆龄温暖的关怀下,王黎明顺利完成了学业。求学期间,王黎明始终和母亲保持着书信往来。 大学学业完成了以后,王黎明接受了分配的工作,为祖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他也期盼着有机会和母亲团聚。

可是就在这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王安娜想来中国也来不了,王黎明去德国也去不了,当时日子过得很困难。母子俩都饱受着思念的煎熬。 一直到1979年,整个形势稳定下来,因为王安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很多领导人的老朋友,所以他们一直想着这件事情,当时由邓颖超和康克清出面,很热情地邀请王安娜来中国,1979年3月份,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的王炳南接到任务,做接待王安娜的工作。

当时包括王安娜的所有人都很激动,离开中国二十几年后王安娜再次踏上了这片她熟悉的土地,也许物事人非了,但是回忆的一幕幕依然清晰记得,太多的感触和情感涌上心头。

邓颖超、康克清和王安娜互相搂着,询问着彼此的情况,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王黎明一直陪伴在母亲的左右,邓颖超等人也不时地向他问这问那,十分关切。这些场面都有照片记录,现在看起来非常亲切,也相当感人。 阔别中国多年又回来了,王安娜在德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委屈,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任何人,她静静地等着。

虽然有一些事情对她不公平,比如当时她想到中国来,都拒签。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也有很多人说王安娜是特务,各种各样的罪名都有,儿子王黎明也因此受牵连坐了牛棚。

作为儿子,当时王黎明的罪状有两条,一个是“黑高干子弟,沾了父亲王炳南的光”;一个是“里通外国,沾母亲王安娜的光”。王安娜经常关心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儿子的近况,但是她始终相信,总会有一天乌烟瘴气会消下去的,中国会好起来的。

在王安娜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她依然还是做着关于中国的事情。王安娜到了西德以后,她收集很多材料写书。她在序言里写道,想让普通的德国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能懂得这段历史。

因为是学历史的出身,王安娜几笔勾划,用很浅显的语言,讲述她在中国的这段故事。她经常接受德国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儿子王黎明以及王黎明的女儿都会陪伴着她。她就讲述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她那个年代,一个外国人是怎么在那儿生活的。儿子王黎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时候很多读者的来信。 在王安娜的心中,她明白自己已经是个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