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口述自传》谈二次北伐时对阵张学良部

介绍一下张发奎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原名发葵,又名逸斌。广东省始兴县客家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名将,在孙中山过世后一度跟随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汪精卫,而被长时间排斥于蒋介石的军事亲信之外。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的军队为其部下。因“国难重于一切私怨”而摈弃前嫌、拥蒋抗日,又对国军将领中普遍的保存实力、军纪涣散不满。国民党败走大陆后,张发奎并没有去台湾,也没有接受在共产中国和他之间充当信使的蔡廷锴后人的劝说,而是以香港为基地发起自由救国运动,终成一股近现代史上颇富传奇性的“第三势力”。

直到50年代末,中越边境还曾活跃着一支七千余人的作战部队,打着“张发奎将军”旗号,出没在政治势力割据的东南亚雨林中。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1927年4月至8月) …… 5月17日,我们占领东洪桥与西洪桥后,富双英旅长率领上蔡守军投诚。我下令黄琪翔率领二十六、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师从西洪桥向逍遥镇前进。

独立十五师下辖三个团,是由投诚的湖南部队改编的。师长贺龙原来是湘西的土匪头子,但是看上去他很斯文,说起话来条理分明,一点也不像土匪,这方面他同朱德刚好相反。 5月24日,我们攻占逍遥镇。

《三国演义》第67回《张辽威震逍遥津》就是描述1786年前魏将张辽在逍遥津旁桥上重创吴兵,甘宁、吕蒙拼死保护孙权,挥鞭策马跃过逍遥津出险的故事。我们在同一地点俘奉军团长王步锡以下五百余人,再次威震河南逍遥津。

接着,我们向临颍进发。在临颍附近,我军击中两架敌机,但那只是侦察机。1927年5月27日拂晓,我们进攻临颍。除了蔡廷锴的第十师担任后卫,我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敌军在各方面都占了优势——他们有空军、坦克、大炮等。

我听说我们的机关枪炮兵连跟着一些步兵单位后撤了。这是从北伐出发以来我军首次退却,我赶到前线,士兵们一见到我就回到自己的岗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战事的胜负同战场指挥官素质高低有很大关系。

此役我们伤亡惨重,我见到蒋先云躺在担架上经过我的指挥部。他睁着眼,说不出话,但是还挥动手臂表示要回到前线去。他确实作战勇敢,善待士兵,可惜他最终在临颍不治。 我们不能同优势的敌军硬拼。

5月28日,邓演达、铁罗尼、保罗、涅吉丁都建议我下令立即退却,他们都说,否则会发生混乱。我不同意,我说,第一,白天撤退是危险的,同样会溃散。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火车车厢把部队转移到后方,我们很可能被消灭。

第二,我们必须等待蔡廷锴师到来,我已命令他急行军来临颍增援。我计划把第十师投入战场继续战斗以稳定我们的战线,坚持到黄昏才可以开始撤退,夜间撤退比白天撤退安全得多。简言之,我也感到我们无法继续这场无限期的战斗。

此时,蔡廷锴赶到了指挥部,李汉魂从前线报告张学良已经撤走了。那时大约下午四点钟。毫不夸张,我在最后五分钟的坚定不移,扭转了战局。胜利是属于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人的。如果张学良坚持到黄昏,我们就不得不撤退了。

这使我想起一则广东故事——有人问另一人:“你走不走?”那个倔强的汉子答道:“不,我不走!”前者道:“你不走,那我走!”他吓不倒硬汉。 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的李恒华带着他驻守临颍的炮兵团投降了我们。

他们的武器大多是山炮,也有些野战炮。于是,我解散了机枪炮兵营,淘汰了陈旧的山炮。这一战,我们发了一笔“洋财”,大大改善了火力。 我们俘获了奉军四辆坦克,这是我首次俘获坦克。

拍照存证后,我们将这四辆坦克上缴给军委会,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使用这些新式武器。 刘兴的部队也参加了临颍之战,可以说,刘兴的二纵在临颍——他们在火车站作战,但那不是主战场,刘兴的部队伤亡轻微。 临颍之战是我部在第二次北伐中所经历的一次最残酷的战役。

奉军出动了第十军王树棠全军,第十七、第八军及飞机坦克共十余万官兵,我军仅黄琪翔指挥不足额的第十二、第二十六师;敌方兵力十倍于我,且有良好的工事与优秀的兵器。

我与黄琪翔亲临前线指挥,敌方集中火力,弹如雨下,我军始终坚守阵地。自27日拂晓至28日下午,血战两日,冲击敌阵几次攻克临颍。此役缴获步枪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机枪五挺、坦克车四辆,军品无算。此役击溃了张学良部的主力,使我们得以进军开封。

在我参与的所有战斗中,临颍战斗——并非许多人想象的汀泗桥战斗——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如果说汀泗桥之役是消灭吴佩孚部的关键,那么临颍之役乃是消灭张学良部的关键。

此役也是我在内战中参与的最残忍战役。正面战场伤亡惨重,蒋先云的七十七团伤亡过半,蒋伤重不治,七十六团沈参谋长阵亡;三十四团团长吴奇伟、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负伤,共死伤将校四十余人。自北伐以来,此役伤亡最大。

我的部队追击敌军到开封城下。在路途中,他们遇见一个盲人,他说他要见长官。他被带到我面前,他说“劈开这枝竹竿”。我们劈开竹竿,见到开封商会的一封信,告诉我:张学良的部将奉军第三十七旅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何柱国已经撤走了。

开封商会要求我直取开封。 何柱国是广西人,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同学。他很聪敏,常常是全班考第一名的;他也长得英俊,后来去了保定军校。 我的部队没休息就出动,有两个士兵在途中病倒。

我的先头部队赶在冯玉祥从郑州派出的骑兵旅前头抵达开封。我怎么评价当年的电讯呢?它说冯玉祥部比我们先到开封。据《革命文献》第17卷记载,1927年6月1日张发奎电军委称所部前锋于6月1日下午6点占领开封;然而冯玉祥部将孙良诚6月2日电军委会,宣称该部于5月31日攻占开封。

这里面当然有谬误。毫无疑问,是我部攻占开封,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冯玉祥派部队来开封。冯玉祥部入驻开封是捡了个便宜。

据蔡廷锴回忆录,他的十一军第十师前锋部队于1927年6月1日率先抵达开封。另据李汉魂6月2日的日记,第十一军已经占领开封并消灭黄河以南的敌军;冯玉祥已刊日记中的编按直指冯军于6月1日占领开封,武汉部队也已抵达。

有谣言说开封俘获数以万计的敌军官兵的消息,那全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此外,我不相信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当然,张学良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在开封城。

…… 第二次北伐的伤亡颇重,临颍之战最为惨重,伤亡率超过三分之一。其他战役的伤亡率就小得多。整个第一纵队减员五千多官兵,包括负伤与阵亡。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折损较少,因为我指派给他的任务比较轻松。 张学良的奉军同吴佩孚、孙传芳部队比较,吴佩孚军队战斗力最强劲,奉军其次,孙传芳部最差。

装备上以奉军最精良,吴部与孙部差不多。 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通讯等工作。

也有过几次,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

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 台湾的历史学家蒋永敬在《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提及,在河南曾发生过农民与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的纷争。

我记忆中无此印象,但是这类争斗是可能发生的。 人们常常抨击湖南农运无法无天,但由于当时我对共产党印象甚佳,所以我对此类报告一概不予理会。当时我认为工运与农运都是新生事物,对在运动发展的痛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

此外,我对农民协会有极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帮助北伐军。 …… 1927年6月7日,我和一些参谋与一个骑兵连离开开封去郑州。

一到就看到张学良致国民革命军的函件,他希望我们不要毁坏郑州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正由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管理。从军事的观点,张学良应该炸毁这座桥以阻止我军追击撤退的奉军,但是,他顾及整个国家利益。

他信中还说,希望把他留下的大量麦子分给贫民。我感到此人头脑清醒,置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利益之上。奉军的军纪不坏,张学良是足智多谋的。他原先以为河南守得住,所以构建了防御工事,临颍尤其坚固。尽管外传他是“太子爷”,他还是能干的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