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敦子:我与庄则栋的30年情缘

庄则栋,1940年生于扬州,2013年去世。中国乒坛宿将,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开展“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1973-1976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任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教练。

佐佐木敦子,1944年生于沈阳,后返回日本。198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与庄则栋结婚。

我最依赖、最离不开的他――庄则栋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才刚刚73岁。结婚后,他管外,我主内。他离开之后这一年多,所有内外事均需我一个人来挑。《庄则栋自述》一书,是庄先生在癌症晚期生命微弱之时,断断续续完成的。他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书稿,最终出版了。从1987年开始,庄先生组织了“庄则栋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每年一次。他去世后,我要筹集资金确保比赛正常举行。经历了这些事,我才知道世事艰难。为了壮胆,每次外出时,我总会在提包里装上庄先生的头发做伴。

对我来说,继续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能尽全力,完成庄先生的所有未竟之愿。

相识,排除万难见到庄先生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6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我虽然顺利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但根本听不太懂同事们说话,只好重新学。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可能兄弟姐妹中最难融入的就是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因此,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国代表团驻地。但接待组的人劝我说,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那一次,我无功而返,还花了将近1个月的工资。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10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表示“希望能为中日交流做贡献”之类的话。庄先生送了我一个代表团专用的胸针做纪念品,我说:“我不要。”他很奇怪,问:“为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一抬头看见他胸前带了个国徽,我就说:“你这个国徽能不能给我?”但庄先生拒绝了:“这不可以。我们每次出场的时候都要戴着,代表中国嘛。”所以,那一次,我仍然是带着遗憾回去了。

1972年,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他拿起房间里的一个花篮,说:“送给你吧。”后来,我把一枝枝的花摆在公司最显眼的地方,说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庄先生送的。

那时,我没想着会和庄先生有交集。现在想想,当初如果不是庄先生出来见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能就是我和庄先生之间的缘分吧。

相爱,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过后很多年,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大概是在1982年,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一条,上面写着“庄则栋自杀未遂”。庄先生的遭遇,我也有耳闻。他在“文革”期间做了体委主任,犯了一些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庄先生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之后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我挺同情他的,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安慰安慰他。

当时,公司派我常驻北京。我也认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我就说我认识庄则栋,她说:“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如果想见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

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那个女孩来电话说去见见庄则栋吧。其实那天,庄先生正在家休息,辅导员把他叫到办公室,他挺不乐意的,头也没抬,进去以后就问:“你们干吗的?”辅导员说:“你仔细看看,其中一个不是中国人。”他才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觉得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敦子?”庄先生就这样叫出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3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逛公园。一开始,庄先生不会打保龄球,我是他的教练,打了几次之后,他的水平就超过我了。我原本以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之后,又离了婚,庄先生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抱怨。没想到,庄先生还像以前那么健谈、阳光、单纯。他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事,甚至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每次,我都会被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觉得他是那么睿智、幽默,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庄先生做人有两点特别让我敬佩,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一件事脸红,宁愿自己吃亏;别人的好坏他心里很清楚,但态度上不表露,有些人对他很不好,他也不吭声。

那时我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人经常给我介绍朋友,但都没有中意的。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每次见面都很高兴,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1985年冬天,我哥哥到北京出差,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庄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非常愿意。

相守,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 我和庄先生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庄先生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得到的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庄先生不断地向北京市教委、市政府,中日友协等单位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86年年底,我的签证到期了,公安局不给我续签证,也不给庄先生办护照,我们实际上就要面临生离死别。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半年以后我一定回来。走的时候,东西我一件都没拿,全搁在庄先生的家里。庄先生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叮嘱我千万别哭,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出软弱。我就一直强忍着,还笑着跟他挥手告别。到了日本,见到家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不止。回到家,我就给庄先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种伤心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之后的10个月,我的人生好像驶入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我尝试通过旅行社到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其他人的签证都办下来了,就我的那个护照给退回来了,说这个人不能发签证。幸亏我二弟刚好在济南搞项目,我就托他带信、带东西给庄先生,然后再把庄先生的信带给我。我们俩给二弟起了一个名字,叫“运输大队长”。

这期间,庄先生也一直在为我们俩的事想办法。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请求批准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终于有一天,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小平同志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回日本只能我一个,庄先生不能出国。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从日本飞回北京的当天,天气特别晴朗。飞越富士山的时候,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想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今后将不再属于我了,心里还是挺伤感的。不过想到能和庄先生在一起了,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拿到中国国籍的当天,我就和庄先生办理了结婚证。那是1987年12月19日。

相伴,25年恩爱如初

婚后,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庄先生。我一直称呼他为“庄先生”,他曾让我改口,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则栋”就抹杀了他的伟大。我们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困难,每到冬天,我都要排队买一大堆大白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好多地方请庄先生去指导乒乓球,我就随着他去,帮他洗衣服。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移动式洗衣机”。

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每天晚上吃过饭,庄先生总喜欢和我出去散步。朋友见了我们总是问寒问暖,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亲切地对我说:“敦子,你爱中国,我们都爱你!”我们常去看电影,庄先生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车后座上,觉得幸福无比。

有时候我们也拌嘴,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他总说夫妻好像齿轮,互相推动才能运转起一个家。他还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这里,与我一起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我觉得是感恩吧。他感激我在他失意时放弃一切陪伴他,而我也感激他能接纳43岁的我。

这么多年,庄先生一直很健康,吃饭、睡觉都挺好的,再加上他有两道长寿眉,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得什么大病。我曾经问过庄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庄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庄先生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的时候,我真是不能接受。

病榻上,庄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他说:“敦子来中国后没有工作,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他还嘱咐要把他的书法拍卖了,用来保障我今后的生活。

他走后这一年多,因为太想念庄先生,我好像得了抑郁症,只想每天在家端详着他的照片,和他说话。直到现在,我也不太相信他真的走了。仔细想想,要跟他聊的事情太多,要为他做的事情也太多。所以人呐,每件事、每分钟都要尽心尽力做,才能不留下遗憾。不然的话,想起来,这个也没做完,那个也没做好,太可惜了!

记者手记

2014年6月,新华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庄则栋口述》一书出版了,里面透露了大量“乒乓外交”的内幕,包括周恩来对庄则栋的嘱托,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一手资料,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爱情故事。

他们初次见面时,一个是万众瞩目的明星球员,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子;再相逢,庄则栋仕途失意,又离了婚,和老母亲挤在祖传的四合院里,而敦子却已经是日本公司里少有的女性课长,月工资高达1万元人民币。采访中,我一直试图探究是什么力量让敦子做出这么多牺牲,又是什么能让他们的感情保持长青?

敦子没有给我答案。反而是采访结束后,她无意中说起,庄则栋有一次郑重其事跟她道歉,理由是20年前敦子曾用蔬菜沙拉招呼客人,而那时候中国还不流行吃生菜。20年之后,西餐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餐桌,庄则栋才告诉敦子,自己当时曾经为此生过气。

“他虽然很生气,却因为爱护我,一点都不表露。”敦子甜蜜地回忆起庄则栋对她的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们的爱是无私和包容,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