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发小辛飞的父亲原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军区来人招篮球兵,黄怒波不肯去。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也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仿佛洞开,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被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遭遇各种变故,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就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铸女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却被他做成现在这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黄怒波这么解释。
黄怒波说在通贵大队的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那里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报道他的事迹。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乡是吃百家饭,也不讲究,有啥吃啥,端起就吃。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 黄怒波曾一个人住在大队部,村民段忠礼去打油,发现他生病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上北大的被褥都是段妻缝的。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段忠礼的妻子。段妻到今天说起黄怒波仍会激动地哭起来。
曾经的愤怒和野蛮部分发生了改变。黄怒波说,以前读初中时,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有次上课发生争吵,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有次一农妇和别人大吵大闹,最后却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黄怒波硬是忍住了没动手。他也学会了给予。自己生病时,听说村民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已经工作的哥哥接济他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哥哥给他送来的燃煤和土豆,他让村民每人几铲每人几个地给全分了。
今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曾经扶助过他的涂老师重聚,他这么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三十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待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