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背后的马汉三
说到马汉三,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此人是谁。但喜欢研究近代谍报历史特别是军统历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他。知道他最主要的就是很多文章将他和戴笠之死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他暗杀了戴笠。最先报道这个“阴谋”内幕的是香港《广角镜》周刊,该周刊1988年第十期刊载了《友人X君自日本来访揭开戴笠坠机之迷》一文,最先提出马汉三暗杀戴笠一说。大陆各报刊、杂志所发表文章之来源均在此处。有的甚至还登上了电视。不过该文无法让人释疑之处太多,不值一信。
戴雨农之死可谓中华民国历史上不得不提的大事件,甚者将之列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件大事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因此人们也对戴笠飞机失事的原因做了种种分析,可谓众说纷纭,看得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还是因为天气原因造成撞山之说最为可信。而马汉三暗杀戴笠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川岛芳子、龙泉宝剑等等一经媒体报道却大肆传播起来。此种说法真真假假,谜团满布,因此不得不从马的个人经历说起。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又名马寒山,祖籍大兴县北李渠村人,生于1906年9月1日,卒于1948年9月27日。自幼家庭生活较为富裕,可谓生于小康之家。他的亲身父亲以务农为生,早年去世,膝下有长子马士奎,次子马汉三。因叔父马德明膝下无儿,马汉三自幼便过继与他,后来还因为马工作关系连累马德明丢掉了性命。马德明本人是清代师范学堂第一期毕业生,久在邻村及本村教私塾。马汉三从三岁起就跟随叔父读书习字,因其聪明好学,虽然年幼且仅学了几年就大有长进,尤以书法、诗文为佳。
1918年,十二岁的马汉三报考由段祺瑞在中堡村创建的农林学校,插班于高小二年级。入学后,马汉三每天需要自带干粮往返十几里路。但马风雨无阻,从不迟到。两年后的1920年,马以优异成绩获得了高小毕业证书。其后经班主任朱子丹老师几经奔波,马汉三等十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被保送到当时中央农商部主办的中央农事试验厂就读(地址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也就是今动物园)。该校属半工半读性质。马汉三遵叔嘱立志成材,专心苦读。
如果马汉三照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以他的聪明好学、勤奋刻苦,也许会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但马汉三毕竟是马汉三,学习农业知识不是他的毕生志向。马汉三在中央农事试验厂学习期间,不忍看到平民百姓惨遭天灾人祸之苦难,萌生了弃文从武、拿起武器进而拯救中国的念头。恰巧,冯玉祥此时正在南苑任“陆军检阅使”,冯的部队纪律严明众口皆碑。经他人引荐,马汉三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南苑参加了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军事教导团,当了一名学兵。民国十四年(1925)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随军转移至张家口,被分配到刘郁芬部下当了一名文书。据说一个偶然的机会,马汉三与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在西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宣侠父邂逅(宣侠父表面为国民党员实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西安被军统处置。)。二人谈得甚是投机,在宣侠父的影响之下,马汉三接受了一些所谓的革命思想,参加了一些抗日救国运动。
民国廿一年(1932),“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戴笠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目的是搜集日方和国内各方军政情报。据说宣侠父了解此一情况后随即做了安排,让马汉三与在西安的特务处负责人马志超(宣与马均是黄埔一期同学)相识,并由其介绍打入特务处,目的是搜集力行社特务处的情报。不过据查马志超到西安是在1934年,因此这种说法十分可疑。另说马汉三当时的公开身份曾是张家口、太安等地的禁烟局长、税务局长;他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任特务处华北办事处主任,从而开始其特务身份。马汉三究竟何时何地加入军统不清楚,不过在众多军统人员回忆录中,马汉三最早出现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该年马汉三担任了特务处张家口站站长,书记为许揆一,工作领域包括了张家口市、察哈尔全省以及平绥铁路全线从北平到包头这一条漫长路线。在此工作领域内,青年才俊张季春先生在党、政、军各方面以及地方上都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工作上给予了马很大的帮助。
民国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马接戴笠专电,邀请张季春去南京相晤。此次相晤,给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回忆此次晤面时仍记忆犹新,由此也可感受到戴笠的人格魅力。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23日,日军占领张家口,马汉三及张季春转移到绥远,协同绥远站站长史弘从事策反伪蒙古军的工作。该年严冬来临时,由于工作需要,张季春到北平担负一工作组的任务,此时平津区的区长为毛万里,后来即由马汉三接任。马到北平的具体时间暂不可考,不过在陈恭澍的回忆中提到:1938年2月,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他到北平“制裁”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
同时乔家才在回忆录中又曾提到:1938年2月底,戴笠电令他将工作交给周世光,立刻赴湖南长沙特务处临时本部报到。3月7日,平、津两地几乎所有潜伏人员在王府大街锡拉胡同的“雨花台饭庄”摆了一顿大酒,为他饯行。据乔家才回忆,当天的饭吃得很热闹:“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那天酒吃的真不少,吃完葡萄酒,又要了四斤花雕。最后万里大嫂要敬我酒,我要求以三对一对饮,我吃了九碗,她只吃了三碗,已经快要酩酊大醉了。我们是多年的患难朋友,这种宴会不同于普通酬酢,所以安之、资一、汉三、世光、恭澍和万里诸兄都吃了不少的酒。那天晚上,敌人防空演习,灯火交通都受管制,一直等到十点半钟才离开雨花台。”由此可见1938年2月马汉三已经在北平了。他们在到二十八年冬的这段时间当中,虽然北平环境极端险恶,但他们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绩斐然。大家在乐观奋斗中。过着惊险紧张的生活。
马在这几年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他与宣侠父有关系。关于马与宣侠父之间关系的说法其实看起来过于离奇,假如马汉三真是共产党的话,因为宣侠父之死就断了所有与共产党的关系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他们之间真有联系的话,以二人的身份,是绝对不会经常直接见面,必定会通过中间人间接联系。如果马仍想与中共联系不会太难,而且中共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如此重要的军统局干部。因为截至目前已有资料中,综观军统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几乎没有高级干部暗中投效中共。马汉三本人既非黄埔出身,亦非戴笠学生,戴笠却对他很重用。很多军统大员对此不解,如陈恭澍就曾经和文强谈过此事。当时他俩都在上海工作,陈是军统局上海区区长,文强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陈恭澍说:“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那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作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按:“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这句话,不知是陈说错了,还是文记错了,王天木并非黄埔出身。因陈、文二人是军校四期的同学(陈延期到五期毕业),感情上比较近,所以陈恭澍谈得很直率。文强本人长期在南方工作,对马汉三并不熟悉,后来文经过与马共事,也感到此人藏头露尾,给人一种不可信任的感觉,因此对马戒心很重。
其实戴笠之所以赏识马汉三,一是爱其个人才华,二是惜其个人势力。因为马汉三在北方的时间长,在西北、华北地区的旧关系多,对开展北方工作有利。对于马汉三的被重用,文强曾找机会当面向戴笠“请教”“马汉三如何受宠”的问题。当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听了,对文强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这篇宏论,倒是对于我们了解马汉三的早期情况、以及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很有助力,值得全文引述。戴笠是这么说的:“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挡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
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一,即熟悉反蒋势力的情况。戴笠同时说道:“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
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二,由于马长期在口外活动,因此对蒙疆伪政权的情况了如指掌。戴笠同时还给文强举了个例子,他说:“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按:简朴,军统高干,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航委会”政治部主任。不过必须一提的是,文强写的东西不知为何总让人感觉不太可信。比如一本《文强口述自传》可谓错误连篇,不知是他自己说错了,还是因为整理者本身历史知识太欠缺。不过其中有很多错误都是记录者将人名、地名的发音弄错了,由此看来整理者本人的水平是很一般的。对于此,何蜀先生曾写过专文,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因此文强对于马汉三的记述信不信就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七月中旬,马汉三改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副区长是周世光。至于马汉三原来的察绥站,拆分成察哈尔站和绥远站两个单位,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绥远站站长则是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统归北平区指挥,这样,在华北方面,除了曾澈的天津站和薄有凌的山西站,马汉三独领三个省级单位。在此期间,马汉三曾向乔家才引荐了天主教在华“三远”之一的任望远神父。事实上,马汉三之所以安排他们会见,就是要请乔家才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任望远进行鼓励。因为任望远神父对于他们的地下工作帮助甚大,而他们却无以回报。对于这件事,乔家才后来曾经回忆到:“汉三兄觉得我们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谢,因为我来自重庆,这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施恩不望报,但是我们对他的正义感和侠义作风,实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无上的敬意。”此事过后不久,戴笠令马汉三赴香港会面,北平区暂由副区长周世光负责。具体时间不可考了,但此时军统人员刘方雄等人正在与日方进行“和谈”,戴笠本人曾几次到香港面授机宜,时间大概在8月份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秋,北平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刺杀天皇特使案”。有人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当时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当时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人员的抚恤善后,将该案牺牲人员麻克敌的遗孀从河北接到北平奉养起来。北平易手前夕,麻的战友周良辅(抗战中担任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麻为行动第一组组长),侯化均等人担心其遗孀在战乱中出事,遂将其送往台湾生活,也算仁至义尽不枉朋友一场了。
此案发生之后,日本大肆搜捕,风声日紧。马汉三逃往张家口、绥远一带,继而只身辗转逃往香港才幸免于难。其在北平的住所以及在绥远的家先后被查抄;其前妻朱凤珍被捕关押一年多受尽了酷刑,两岁的女儿因此而夭折;年迈的叔父马德明当时不知其情,身背红薯进京探望,被日军逮捕后拷打致死。民国三十年(1941)初,马汉三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公开身份是第八战区傅作义将军的少将参议。是年八月,调往兰州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民国三十一年(1942),马汉三兼任财政部绥远缉私处处长,仍回陕北任职,同时仍兼任五原办事处处长。是年秋,马汉三与孟宪蕙结婚。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马汉三奉调重庆任华北实验区区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马汉三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1945年设立同年九月撤消)。是年九月,马汉三奉命到北平,其秘密身份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平津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后改行营二处),同时包揽了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对日接收事宜。是年11月下旬,戴笠由北平到天津视察工作,随行人员中即有马汉三。是年十二月中旬,戴笠离开北平去上海。临行之前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可知戴笠对他们还是很重视的。
在此期间,马的手下谷正文曾花了七天七夜的时间,几乎是不眠不休的,写成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希望经由马汉三转呈,让戴笠、甚至蒋介石看到他对国共斗争的分析。建议书内容主要为四点:一:关于铁路交通:向蒋介石提出与日军铁道部队合作的建言。 二:暂缓复员编造:力言暂缓复员编遣的重要性。三:反制通货膨胀:网罗专家,组成反通货膨胀小组,尽速研究出反制共产党通货膨胀策略的办法。四: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毛泽东再度引诱到重庆,扣留起来(抗战胜利,毛泽东于卅四年八月廿八日飞抵重庆,十月十一日返回延安,毛泽东在重度时,蒋介石未能将他扣留,囚此谷正文极力建议再度将毛泽东引至重庆度,活捉软禁)。这份建议书上呈不久,卅五年一月初戴笠自重庆飞来北平视察,曾当面嘉许谷正文的分析,并签发十万元奖金给他。
事实上,毛泽东在重庆时,戴笠也有捉毛杀毛计划,不过曾遭蒋氏怒斥,并下令把戴的警团队枪枝缴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汉三虽然勉强将谷正文的建议书往上转呈戴笠,可是,他却对谷「好管闲事」、「不守工作伦理」的做法大感不满,戴笠签发奖金之后,他更是因妒生忌,害怕谷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大约在民国卅五年一月中旬,马汉三交付给谷正文一项任务:监视共产党参谋长叶剑英。当时,叶同时也是军事协调处(由国、共、美三方人员组成,负责调处国共内战的一个协调单位)执行部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谷正文活动能力很强,在监视叶剑英等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共产党在北平主要干部的日常活动简册,并给它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做「翠楼飞絮」,后来,一本册子写满了,就把第二本简册叫做「翠楼之果」。
在监视期间,谷曾秘密抓捕了延安派来的秘密工作者温放。这件事谷先斩后奏,事先并未像马汉三汇报。事情结束之后,按照惯例,谷写了报告书。马汉三依程序将它上呈戴笠,戴笠对此很满意。在约见谷时,除签发奖金外,还当场批示:「此案责成若愚、正文二兄办理。」若愚即孙若愚,当时为戴笠之助理。马汉三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感不快了,他认为,一个案子,由他的属下和他的上司共同承办,自己却被排除在外,有被冷落的味道,因此,他找谷计较说:「你这样直接找戴先生邀功,对自己是不利的。」
以后马汉三经常在谷的工作细节上挑麻烦。谷很快便看出马汉三的猜忌对他十分不利,所以,便私下决定,安安分分扮好一个情报员的角色,再也不要多事,为一些非自身本分之事忧心不安。即使到了台湾,谷仍一直谨守这项工作伦理,有好几次,当统领国内情报业务的蒋经国直接指名要见他时,为避免上司毛人凤心生疑忌,他总是先向毛人凤报告。这也可以看出马汉三对他影响至深。其实从中可以看出马之为人如何,不过亦为人之常情。在马汉三主持北平肃奸工作期间,由于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处置不当,产生一些问题。戴笠曾于卅五年一月五日下手令:“查对汉奸房屋之封闭,与其家属之监视,办法多有未和,应即切实改进,务於国法、人情,均能顾到,应即由汉三同志亲往各家视察,按现在监视情形,予以改善。”1946年春节前,军统局长戴笠携人事处长龚仙舫来北平。在平期间,马汉三等人曾一起讨论军统局的改组计划。1946年2月上旬,戴笠再次到天津,在稽查处“总理纪念周”上指出接收大员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并当场宣布要严惩有严重贪污罪的马汉三、刘玉珠(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魏大铭(军统局第四处处长)。可见此时马汉三等人的贪污行为已经暴露了,不过随着戴笠之死暂时不了了之了。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马汉三任保密局北平站第一任站长(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公开职务为北平市民政局长。乔家才从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到三十七年(1948)七月一日入牢,做了七个月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之间那段时期,北平站站长先后为黄天迈和文强,不过任职时间都不长。乔家才之后为王蒲臣,王之后即为北平站最后一任站长徐宗尧了。关于马汉三等人的被逮捕并被处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是因为贪污,一说是因为暗杀戴笠阴谋泄漏,一说涉及到背叛领袖,也就是说他们想投靠李宗仁了。乔家才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此种说法值得一看。军统老人刘仲康先生的大作关于此事曾经写到如下内容:“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七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本人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马等人被捕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他们曾经组织过小团体。据乔家才回忆,民国三十七年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期间,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其时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类似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接下来曾由陈恭澍草拟了一份章程,将组织名称定为“建国力行社”。结果李葆初向毛人凤告密,说他们组织小团体,随之章程也被查获了。侯定邦、赵斌成二人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也就拿此来作为杀害马等人的借口之一了。其实组织团体而又未事先汇报在军统是严厉禁止的,至此一条枪毙他们也就够了。军统纪律的严格从戴笠所著《政治侦探》一书中的“政治侦探刑法草案”一节就可了解了。
至于组织团体的目的是什么就不是毛人凤等人所关心的了,等案发之后无论再怎么解释都晚了。马等人被捕经过其实很简单,1948年4月末,保密局军法处处长李希晨来到北平弓弦胡同14号,明为处理戴笠的遗产,暗则为整理马汉三贪污的材料。材料上报之后,蒋介石看到报告就立即批示“准予扣压讯办”。当年6月下旬,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以保密局局长的身份来到北平用领袖手谕诱捕马汉三,并于6月30日通知马、乔二人7月1日下午八点钟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乔、马二人先后到达,等马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倪超凡(警务部稽查处处长)的部下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用麻绳把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当天夜里被钉上脚镣。
此时监狱负责人为毛惕园。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乔等人有关系,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此处也可见毛人凤的用心。在炮局监牢押了八天后,7月9日由李希晨亲自用飞机押往南京,关进宁海监狱。9月27日,马汉三被秘密处死于监狱之中。必须一提的是于此同时马的秘书刘玉珠也被捕并被处死。二人处死罪名为贪污,在抗战结束之后,贪污的人太多了。马、刘二人到底贪污没有,贪污又贪污了多少,时过境迁,详情就不得而知了。乔家才在回忆文章中曾有:“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之语,大概是马有贪污行为吧。同时在徐宗尧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到:“过了两天(1月21日),王蒲臣又移交了经军统局没收的马汉三(前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军统北平站第一任站长)和刘玉珠(前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的财产清册一本、库房钥匙一把。他说所有册载珠宝器、古玩文物等贵重物品都在库房里。据王蒲臣说,其中有一部分经古玩商和鉴赏专家估价总值约达法币7000亿元,云云。”虽说当时法币贬值很严重,不过从7000亿的数目来看,真的是贪污不少了。如果此事为真,马、刘二人被枪毙也算不为过。军统在抗战期间因贪污被戴笠下令枪毙的也有,甚至包括他的司机和警卫员。乔家才本人如何,据他说是没有任何贪污的。值得一记的是,这些财务后来都被徐宗尧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申元也曾对马暗杀戴笠之事提出质疑,明确的理由是指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及其主任秘书刘玉珠在 1946 年 2月被戴笠宣布撤销职务,因此无法制造阴谋云。军统干将陈恭澍在其系列回忆录第五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中,也模糊的提到了这件事。碍于该事件的极端秘密性,事隔几十年后,陈恭澍在书中写的依然含糊其辞:“刘玉珠因何被扣押,谈话中亦未涉及。到底是怎么回事,概括的说,这要比私相授受枪支事严重的多!这位长官(注:大概指毛人凤)明白宣示,他对于多数人可以从宽处理,不过有少数人牵涉到「贪污」案件,则非办不可。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其实,全部内容并无不可告人之处,而且颇有一记的价值,可是其中关系到好多人,无论存殁都应该为他们守秘密。
所以经过考虑,只有点到为止。这样说吧,这是一件近乎「派系之争」、「借题发挥」、「打击对手」、「挟嫌报复」、「杀鸡警猴」的弄权事件!当时看看,可惊;事后想想,可怕;论其卑鄙手段,可耻。全案的主角,也就是这部书里第一页提到过、住在煤渣胡同的那位马先生。他的罪名是「贪污」,究竟贪图了什么不法之财,大家都不知道,而大家所难忘的人是他以民政局长身份,主办了一次民意代表选举。谁晓得恳辞情托,也会得罪权贵。同案的,就是刘玉珠了,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拴在一起,我还真的说不上来,不过,刘玉珠竟做了「陪葬者」,倒是事实。”仔细分析一下,‘派系之争’也许指毛人凤与郑介民二人之间的矛盾;‘借题发挥’可能指借贪污之题来发挥;‘打击对手’也就是打击郑介民了;‘挟嫌报复’大概指的是就是选举的事情了;‘杀鸡儆猴’指的就是对保密局在北方的工作人员甚至所有局内人员产生影响,使他们知道毛的可怕,不敢在乱动了。此件案子影响之大从陈恭澍这种军统老人都连用三个"可"字来形容他的"惊""怕" "耻"就可见一斑了。陈同时提到的“民意代表选举”估计就是乔家才所说的那件事了。不过死者已矣,陈在书中不说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都没了,是是非非就别提了。至于说他们对于领袖蒋公有背叛之举,大概是毛人凤的一面之词了。刘仲康的书中也说了一句公道话:“很客观的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