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的歌曲 海明威的中国姊妹:王小妮《1966年》的叙述
或可把这些故事的写法归结为一个词—“反陌生化”。何意?“陌生化”是将日常经验反常而怪异地呈现,以此反思存在之平庸;王小妮《1966年》的任务和方法与此相反。她要做的是:将打上了“怪异反常”标签的“文革”经验还原为切近平常的个人经验,以之转喻个体内在心灵和众生外部历史的双重世界,由此打破历史、政治和神话化的文学叙述竖起的感觉隔栅。
这种面对“反常”历史时波澜不惊的“日常”神情,即是“反陌生化”,实是对刻板的"文革’怪异叙述”的“陌生化”反拨。
举个例子。首篇《普希金在锅炉里》这样开头: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这一场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没有距离感,并非特别的、只有1966年才有的。而那些1966年特有的事物,则是换算成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呈现的,比如“大字报”她不直呼大字报,而是这样写:“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叙事人站在历史空间的外部,用普适性的语言、情感和思维,去讲述那桩似乎“正在进行”的既往之事。
小说从“自力更生烧锅炉”的家庭动员会开篇,慢慢向炉中物“普希金”靠拢。拆解开来,可以发现它倒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因教师家庭出身不能考大学,只好当锅炉工。他爱文学,嗜读俄语名著,在本子上抄写了普希金的一首“色情”汉译诗—在1966年的冬天,这一切足以置他于死地。
“罪证”必须烧掉。但他住在阶级警惕性特高的铁路工人大杂楼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不敢举火。于是他来到曾经服务过的一对高知夫妻家,给他们义务烧锅炉。
他把装着“罪证”的书包藏在这家的储藏间,准备陆续烧掉。家里情窦初开的十二岁女孩出于对青年朦胧的依恋和好奇,偷看他的本子,读到那些诗句,万分惊恐—除了童话,大人的书她只看过《红岩》,因此认定那些字句是可怕的。
她报告了父母。父母惊恐万状—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已够罪过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连夜把普希金们扔进锅炉里烧掉。第二天,他们赶走了年轻的锅炉工。这青年欢快地回家了—多么好,那些“罪证”不经他手就化为了灰烬。
整篇小说以全知视角叙述,依着时间的流动,视点先后落在“父亲”、“女孩”和“年轻的锅炉工”身上。视点的每次聚焦,都呈显一个小世界—父亲恐惧和“原罪”的世界,女孩纯情和遐想的世界,青年锅炉工幻灭和无奈的世界……一个个小世界的叠加,最后拼贴成一个大残酷:在1966年北方的冬天,忧郁真挚的普希金竟成一群羔羊的噩梦;当羔羊们成功粉碎了噩梦的威胁,他们身上最温润的珍宝亦随之粉碎了:女孩成为萌芽状态的告密者,她的父母出演见死不救的角色,锅炉工沦为“嫁祸于人”的险恶之徒,只是未遂罢了—幸亏普希金被及时扔进了锅炉里。
这不是一出家破人亡的惨剧,而是在家破人亡的恐惧中,心灵之死的悲剧。
在最深处,力量来自诗之光耀
这种激活生命同情的“反陌生化”手法,其深意值得玩味再三。由于遗忘教育的多年遮蔽,“文革”往事已渐渐失真,在青年人眼中愈来愈像一则抹黑的谣言,一个可疑的传说。这种经验感的断裂比理念的鸿沟更可怕。因它从直觉和情感的层面拔除了历史意识,拔除了后来者对既往之事移情和体验的可能,因此,也势必切断“绝不让惨痛历史重演”的路径。
《1966年》以当下之人的感知方式还原彼时的生命经验,即在弥合经验感的断裂,其对抗遗忘的审美与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难以抵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