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为何反毛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何弃王抬毛

[摘要]王明在共产国际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米夫恰好成为苏联肃反斗争的对象,王明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不能被重用的干部。

编者按:由著名历史学者杨天石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共同主编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共三卷),于2015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文集的源头,是2002年、2004、2006年分别在哈佛大学、夏威夷与日本箱根召开的抗战学术研讨会。会后,各国学者对论文进行重新整理,集结成书。此书英文版第一卷、日文版前两卷都已出版。

本文选取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抗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演变》一文的部分段落,以飨读者。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还在抗战爆发之前,莫斯科对中共的领导集体就不那么信任了。这除了几届主要领导人均屡犯“错误”外,还因为从1931年开始,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员换来换去,越换越年轻。长征开始后,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以至于1935年1月,中共在与共产国际消息隔绝的情况下,竟自行更换了党的领导班子。这对于力图严密控制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启动,共产国际可以直接与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发生关系,它很快就下决心把在莫斯科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干部统统派了回去,用以加强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力。由此也就引发了抗战以来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第一次分歧。

毛泽东最初建议只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

1937年7月7日,国共两党尚在为中共军队的指挥权和中共政权作为地方一级政府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意外地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在战争迅速扩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中共方面做出让步,两党合作前景逐渐明朗化。但是,国共合作从开始商谈之日起,双方就互存强烈的戒心。尤其是这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只有两三万军队且生存条件恶劣的中共方面,防范心理自然更加明显。抗战爆发,蒋介石批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并设立总部,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均开始积极考虑部队出动对日作战问题。但毛泽东等人对此仍旧忧心忡忡。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毛泽东的担心主要在两点:一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经不起日军的冲击,中共装备落后且仅有的两三万军队投入到华北战场,无异于杯水车薪,且中共并不善于打防御战,硬打硬拼,不仅难挽败局,而且可能使中共丧失掉自己看家的本钱。二是国共两党在阶级归属上终究是敌人,蒋介石会不会像对付其他一些地方军队那样,借刀杀人,让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消耗殆尽呢?故他相信“防人之心不可无”,绝不能被动地听蒋指挥和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战争中去。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就与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推举出来的新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联名致电负责谈判的周恩来等,要求他们在军事谈判中必须注意贯彻如下意图:“(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对于党内和军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更明白地解释他的担忧所在:“须估计战争之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而“国民党的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能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王明忽视了莫斯科的提醒

为了说服党内军内的不同意见,中共中央8月22日在陕北洛川专门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服从于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核心和使中国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目的,为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存与扩大红军”,一方面要避免在战争中受损失,另一方面还要用全力求发展。故目前红军的主要作用不是集中打仗,而是分散做群众工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要与友军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是战略上和长期的合作,不是战役的配合和一时的配合,尤其是目前,“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方针,显然与莫斯科这时的希望与要求有相当距离。

王明

共产国际的整个战略,是服从于苏联的利益需要的。而苏联当时在对华政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抗战,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日本侵略的矛头南引,减少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为此,在列强均不愿意为中国火中取栗,对帮助中国抗日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苏联成了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援助国。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有意协助中国政府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和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军的现代化装备程度,以形成长期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自然会要求中共中央把全部工作重心放到维护统一战线,特别是全力抗日这方面来。为此,共产国际在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回国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在抗战中应该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一是“抗日高于一切”;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斯大林,他们在告诫王明等人时,话都是两面讲的。比如,季米特洛夫就再三提醒说: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来说,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

共产国际甚至为此专门通过决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绝不能允许国民党用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斯大林一面鼓励中共要融入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一面则强调中共必须在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

他一面宣布说苏联将全力帮助蒋介石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一面又对中共只有3个师的编制表示不满,宣称“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主张八路军应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军队,为此,当八路军还没有现代化装备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着重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显然,对于莫斯科这方面的提醒,王明等人没有特别予以重视,这无疑使他们在随后的争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王明认为若不联合蒋介石,等于帮助日本

王明、康生、陈云等人于1937年11月29日乘坐苏联飞机,直接降落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的简易机场上。他们住下不久就听说了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抗日的策略方针所发生的争论。在12月9~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明显地站在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反的一方。

他明确讲:今天决定敌友有标准,是抗日不抗日。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国共合作的内容,一是要实现各党派的合作;二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三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现在,这一切正在实现中,这证明中华民族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基于国共合作得来的。

当然,统一战线中两党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注意,不要吓跑国民党。比如,我们必须承认,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

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程度,也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不能动辄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分什么抗日派与降日派,不要批评人家片面抗战,不要使人家感觉与共产党联合便要失败。

在军事上,“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保证红军的独立性在于:(1)保障党的领导;(2)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3)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4)做打胜仗的模范。

而且今天“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地位,为此一切制度务必保持旧有形式,使国民党安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目标。也只有和国民党弄得更好,中国以及我们的军队才能更好地取得苏联的帮助。

张闻天毛泽东承认战略方针有误

由于王明多年工作在共产国际,又有着“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他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他对中共中央此前工作的批评,自然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拥护。张闻天因此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虽然不承认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有错误,但也不能不承认,因为没有经验,有些提法和做法是不对的。

张闻天与毛泽东

按照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毛泽东会后都发布指示,开始突出宣传国共合作和坚持统一战线政策,明确表示: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并不准备与国民党争取所谓领导权,“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他们主张:“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人必须尽量争取国民党的同意与合作,暂时无法达成妥协者,宁可让步,亦绝不自行其是和玩弄诡计。

王明的回国,带有双重使命:一是贯彻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意图;二是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前者而言,王明的工作总的来讲是比较顺利的;但对于后者,王明的做法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由于王明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分工负责拉丁美洲工作,又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习惯于对国内发号施令,甚至动辄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内党组织发布指示,这样一种经历使王明回国后也难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除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闻天和毛泽东以外,会后王明到武汉见蒋介石,并以长江局书记名义长驻武汉后,时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宣言,或以延安领导人,如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等。其先斩后奏,包括要求将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搬到武汉去办的种种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不满。

1937年4月24日,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号封面。

而这个时候,王明按照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要求,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实行“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努力,也遭到了明显的挫折。无论是取得党的合法化,还是加入政府,都得不到国民党的认可。且国民党还组织宣传舆论机构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公开扬言:“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同时,朱德、彭德怀等因为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不得不突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八路军所在区域“一切行政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的意见,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等敌后政权。对此,王明虽坚决反对,斥其为“客观上帮助了‘抗战胜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称其“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利影响”,但亦无可奈何。

相比王明,共产国际最后选择相信毛泽东

由于按照王明的办法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在国民党方面遭遇到极大的阻力,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有关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问题再度成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张闻天就明确认为,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国共两党中仍旧是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的。国民党既需要共产党的力量,又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双方的摩擦难以避免。毛泽东也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地位问题,说明抗战的胜利必须靠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的力量。故他不认为国民党的正规战将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相反,他强调必须重视游击战在地域广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王明与张闻天、毛泽东的分歧,终于在1938年3月暴露出来了。3月25日,以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要求“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办法”;“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富有民族意识、积极勇敢、急公好义的,有威信、有能力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开始实行区、乡、保甲的民选制度”;“颁布在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等等。但此电却被王明扣了下来。他未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授权和同意,事先在武汉擅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临全大会提交了一份较空洞的温和提议。他并且告诫延安的领导人称:“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任弼时

1938年4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各项指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汇报了王明和延安领导机关之间所发生的种种矛盾。报告一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蒋介石国民党力图维持一党政权,并千方百计削弱共产党,不许八路军就地筹粮筹款,不许增加经费,不允补充人员和武器的消耗,同时坚决反对共产党在民众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的宣传,但八路军坚持通过游击战扩大敌后根据地,并因此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创立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摩擦和冲突的复杂情况。

特别是任弼时的报告中用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共中央如何贯彻“抗日高于一切”和“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指示的情况,首先在政治正确上已满足了莫斯科的要求。再加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米夫恰好成为苏联肃反斗争的对象,王明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不能被重用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内部所发生的种种分歧与冲突,采取了弃王抬毛的做法。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即将准备回国的王稼祥等人,中国党及军队领导层应当加强内部团结,同时要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工作。这意味着,尽管王明自认为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共产国际还是相信,毛泽东既能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具有较强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能力,只有他才能确保中共在如此复杂的战争和统战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