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告别革命 我们怎样才能告别革命——评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
我们怎样才能告别革命——评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主张
今天无事,在网上逛,偶然看到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言论,很有兴趣,找了李先生的几篇文章,在自以为比较准确理解了之后,谈点看法。
从李先生的博客中,我们找到一篇《思想史的意义》,从中看到李先生的主要思路:
李先生说:【“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李先生提出的疑问是:【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当然李先生也不认为革命所带来的只有坏处:【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李先生对革命所不赞同的是什么呢?【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
李先生所期待的是【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
以上论述是从李先生的文章中剪贴下来的,透过李先生制造的复杂的语言迷雾,我们看到,作为著名哲学家,李先生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也无非就是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吃饭哲学”。大师所关注的也无非是百姓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平平安安,为了这个目标,所以他不希望有革命,也不希望搞什么“阶级斗争”、“思想改造”之类的事情,所以就要告别革命。
但我们觉得李先生的这个思路很可疑:
首先,主张革命的那些人们是否肯定不如李先生那样关心民生疾苦呢,是否就是喜欢折腾一个革命出来玩呢?我看不是吧,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都是出于关于民生的目标,为了建立一个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尝试了很多手段,碰了很多壁之后,才走上革命之路的。书斋里的李先生哪里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甘苦,所以就用自己的那种见识去揣测伟人的心胸,好像那些革命家还没有自己关心民众似的。很可惜上帝没让李先生早生几十年,给李先生一个与他们同场竞争的机会,让李先生也展示一下雄才大略,实现其无须采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吃饭哲学”的目标的手段。
其次,对已经发生的革命,想要告别是告别不了,它们已经发生了,不以李先生的善良愿望为转移。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革命也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当然也是合理的,由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认识不到这个规律,把它归结为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断言“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那就缺少科学依据,不过是李先生的一厢情愿,一种善良愿望而已。
其三,将来还会不会有革命,这也不取决于李先生的善良愿望,而是取决于支配着社会运行的是哪一种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呢,还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用老子的话来说,究竟是用“天之道”还是“人之道”来主导社会生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如果还是听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控制社会生活过程,听任丛林法则肆虐,那就仍然还是要“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两极分化等等仍然要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积累起来,直到社会不堪忍受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除了革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这种社会矛盾呢?李先生在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的同时,提出了什么可以改变“人之道”的替代的方案呢?
其四,要说李先生没有提出任何方案,也不公正。他的主张是:“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其中这个“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是什么,与毛主席所说的“思想改造”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就在于,首先毛主席的思想改造有很具体的内容,老三篇、学雷锋、斗私批修,如此等等;其次是毛主席要做这件事情有一个程序,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然后推行公有制,最后才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其三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要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提高过程,所倡导的内容很具体。
而李先生的“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既无内容,也无程序,更没有历史,是书斋里的空想。与实实在在地改造了现实的哲学家毛主席所说的思想改造相比较起来,其高下不啻霄壤。但是书斋里的哲学家却对现实中的哲学家很不满意,据李先生说,毛主席所说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但是,对于人类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说,除了圣王专政,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儒家的修齐治平,柏拉图的哲学王,其思路是一致的,据说李先生也注解过论语,应该对这个思路很清楚啊?一方面期待着“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另一方面又对真正推动“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人大放厥词,这种自相矛盾,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这个成语是“叶公好龙”。
李先生还把毛主席的做法与“大巫师的魔法力量”联系起来,这是他的独创,然而这是一个很荒诞的独创,堪称贼喊捉贼。李先生自己才是企图通过“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来告别革命。所谓的巫,也就是迷信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做法,本来对某个人很痛恨,又不敢招惹他,就做个面人,写上其名字,然后埋在土里;或者是遇上大旱时,不考虑采用人工降雨或打井的办法,而是找几个道士登坛作法,呼风唤雨。
李先生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那就要研究现实中引起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找出克服这些因素的办法。
这个因素是什么呢?现在看来,也就是私有制社会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和丛林法则控制着社会生活过程,只要它继续控制社会生活过程,就一定会把腐败和两极分化制造出来。
老子把这一套价值体系称为“人之道”,要想告别革命,那就要解决这个“人之道”的问题,用“天之道”取代“人之道”,舍此以外,别无它法。但李先生对这个“人之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包含着“人之道”的西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爱不释手,一方面对这种导致两极分化、社会腐败的因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爱不释手,另一方面却又想告别革命,希望写篇文章、提个口号来告别革命,这不正是巫师的做法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