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外交 秦亚青: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作者简介】秦亚青,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文化影响外交决策。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元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使中国人重视“势”、“关系”、“和”、“变”。这些因素作用在外交决策上,表现为中国重视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主张顺势而为;注重关系治理,致力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经营好关系网络;调和冲突,坚持“不设定假想敌”;顺势而变,主动改变行为甚至身份。
一、引言:文化的影响
文化对外交决策有影响吗?有些人会说文化无足轻重,因为国家追求的是利益,尤其理性主义学者认为“利己”是人性本质,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关键。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在追求相同利益或实现相同目标时却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美国和中国在处理人质营救问题时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979年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发生后,卡特政府制定了大胆的营救计划:将8架军用直升飞机突降到人质被囚禁地区,试图以武力解救人质。但此次行动却以3架直升飞机发生故障、1架坠毁、8名美国军人丧生告终,卡特政府为此名誉扫地,52名人质直到1981年1月才获得释放。①
2004年7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中国却采取了不同的营救措施。中国的外交人员不仅与该国临时政府官员保持接触,还联系“各方人士”帮助营救,②以期找到恰当的渠道、合适的人选实施救援。营救行动最后大获成功,7名人质在2天后即获释放。③
比较这两起人质营救事件,我们发现决策者在追求相同的目标,即解救被绑架人质的时候,想法和行为却大相径庭,那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文化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表现了一个文化体系中成员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从而塑造他们的行为;文化是共同的价值观,并非限于意识形态和利益考量;文化与历史相关、与实践相关、与话语相关,因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它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
本文试图探寻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并从中推导出相关的假定,通过具体案例来解释这些元素及假定影响中国外交决策过程。
二、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元素,即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这四“性”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的行为及外交决策。
1.环境性
环境性指宏观的环境,或者说整体形势及关系情景。做决策过程中,西方人习惯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而中国人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后者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行为体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于环境,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以中医或者中国画为例,中医认为好的医生是“治未病而非已病”(同理,好的政治家也应防患于未然,而非仅仅处理暴露的问题),也就是说,将整个身体系统调理好,疾病也就不会发生了。好的医生把人体当作整体的系统来医治,关键在于调理整个系统而不是孤立地治疗出问题的病灶。
传统的中国画也遵循相似的逻辑:整个画面是一个大的环境,需要首先关注。画中人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个体,这与重视个体人物的西方画作有所不同。在西方,人物经常是画作的焦点并被加以细致的描绘。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画中,人物只是被简单勾勒的轮廓,与山、水、船、树等共同组成整幅画卷,他们的相对位置、与整体环境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这些中国文化的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在决策过程中对大的环境、对整体形势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从环境性要素中可以得出“势”的假定。简单来说,“势”就是大趋势,它强调环境、行为体在环境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判断与评价的重要性。因此,对决策者来说,“势”就是大局的发展趋向,就是时代的大趋势。
“势”可以由多种因素塑造,如权力推动、利益驱使、道德引领。权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教材中经常认为权力为行为体的个体所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指标。对中国人来说,“势”亦为权力的一部分,只有与“势”相结合,具体的权力因素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想象,一块岩石从山顶滚落,则拥有惊人的力量,而如果它想从山脚移到山顶,则无能为力。中国人认为,人或物只有顺应时势才能获得力量,逆势而行则会衰败。
2.互系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键元素为互系性,意思是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东西是孤立的。互系性有四个主要内涵,即关系、过程、面子情结和关系假定。
互系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关系”。理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西方思维方式及现代自然及人文科学的基础。理性主义基于个体本位,认为人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界定决策情景、收集相关信息、权衡自我利益、分析成本效益,然后做出恰当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目睹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仍然保有关系性思维而非理性或个体性思维。关系性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联系且相互关联,任何理性的决定都需要考虑这种关联性,也都是在关联性之中做出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美国心理学家内斯贝特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狗、一头牛和一块草地,然后让一组美国孩子画一条线把其中的两种东西连接起来,随后他找来一组中国孩子做同样的事。大多数美国孩子把狗和牛连起来,而大部分中国孩子把牛和草连接起来。
这项实验表明,美国孩子习惯于类属思维方式,他们会把相同种类的东西归为一类(狗和牛都是动物),而中国孩子则用关系性思维方式把相关联的事物归为一类(牛吃草)。由此可见,关系性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内斯贝特教授又让一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孩子做上述测试,这些孩子的表现则与美国孩子相近。内斯贝特最后做出结论说,美国学生惯于根据类别组合事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根据关系组合事物。
④与此同时,社会化与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会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这就是内斯贝特将书命名为《思维的版图》的原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地缘文化在塑造人类思维模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文化或社会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综上所述,分类方法是西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的根基,而关系性思维则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些根本不同。他把西方社会比作一块田地,个人则如同竖立在田间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规章制度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他将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团体格局”,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更依赖于契约秩序。
而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差序格局,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条河,当你向河中丢入一颗石子,河面泛起的波纹就是人们相互关联和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能被分割。
波纹离中心越远,社会关系就越远且淡薄。⑤这两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当然,人类社会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和共同理念,但我们不能否认差异的存在。层层波纹似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系统,其中的盘根错节、连绵不绝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
互系性的第二个内涵为“过程”。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实体。它是由动态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结果,但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各种事物之间动态的关系构成“过程”,这种过程建构了环境,并使环境充满活力和动力。
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被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意义。维持一个过程意味着保持关系流动,促成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正因为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本身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中心。
过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它们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这里不存在时间先后顺序问题,也无法将过程与行为体分离开来,因此过程和行为体的关系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发展的和整体的组成。
第二,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定义为一系列使互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行为。国际系统的规范结构和观念结构是在实践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⑥第三,过程具有自在性,不以结果或为结果而界定。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其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因为具备这些特征,过程通过主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塑造国家利益,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并因此催生集体认同。⑦
互系性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子情结”。简单来说,就是渴求别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可。“面子”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可时才能获得“面子”。“面子情节”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可的组合,包含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没有社会认可就没有“面子”可言。
“面子”对中国人及社会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还意味着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甚至关系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保留面子对建立和维持自尊极为重要。⑧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他的自尊也会受损,感情上甚至生活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因此中国人不仅被动地保留面子,还主动地努力提升面子。此外,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社会,基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交易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交易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面子。社会认可度越高,所拥有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就越多,在社会交易中就更具优势。
互系性最后一个重要内涵为“关系假定”,也就是“关系本位”。关系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关系。它强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和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也强调面子的重要性。
自孔孟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家就一直讨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维系关系进行有效治理和良治。大部分探讨治理问题的国际关系著述,尤其是西方理论,主要强调对个体的治理,研究如何通过契约、政权、规章和制度对个体以及以个体组成的社会进行治理。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所有活动都是由规则进行治理的,而制度也并非无所不能。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关系治理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关注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公司及其经济行为的分析。
研究发现,以契约及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并不完善,关系治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研究仅仅局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⑨本身不足以充分说明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其功能不仅仅是降低交易成本。规则很重要,但关系同样重要,这两者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任意替代。
关系治理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群体内通过协商式政治社会性安排来处理复杂关系的过程,由此产生秩序,使群体成员互惠合作,并通过形成对社会规范和人性道德的共同理解建立互信。关系治理不以控制为治理的实质,它认为治理是通过作出适当安排来表现其活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静止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个体是治理的对象。
换句话说,分析单位是关系本身而不是个体行动者。此外,关系治理把信任作为一个支柱性要素。⑩在此背景下,社会被视为一个关系网的综合体,网络上的每个交点都是一个结节,在休眠期,结节是不运作的,但当被激活时就能发挥巨大作用,这个关系网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而不是线性的。
在中国社会,良好的关系是有效治理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调解、协调与努力达成和谐关系是关系治理的主要方式。
关系假定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关系选择”,即关系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而这种关系网内涵的改变导致行为体身份认同和行为举止的改变。关系假定有三层含义。第一,关系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关系性出现在关系网这个整体中。
第二,关系定义身份。身份是关系身份,个人的身份由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脉络节点或位置界定,个人行为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体现。此外,关系身份表明身份的可变性。
第三,关系孕化权力。权力是关系性权力表示,在关系网络中孕化和定义。其一,关系为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平台。如果没有关系,权力就无用武之地。其二,关系可以放大或制约权力。其三,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和关系网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生产者。(11)
3.互补性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性。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亦即《易经》的精髓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比较。两者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由两面或两极组成。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中,有正题和反题,两者通过冲突和对抗为合题的产生提供动力。
正题和反题作为相反的力量完成向新的合题转变的过程。合题通过冲突产生并最终取代了正题和反题,宇宙也因此充满活力。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进步的,因为它肯定通过积极的互动可以产生变化和实现转型。同时,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冲突,冲突提供了进化和发展的动力,例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前者征服后者。我们认为这种辩证法以及这种冲突——征服关系值得商榷。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而不是冲突。在《易经》中出现的是正题和“共题”而非“反题”。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的启发,我杜撰了“共题”(co-thesis)一词,目的是说明这两极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丁肇中教授从太极图中得到了物质和反物质的灵感,(12)认为有物质必有反物质,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在太极图中,阴和阳像两条鱼一样形成了和谐整体的圆圈,彼此互为补充,脱离了两个鱼形不成其圆,脱离了圆则阴阳无形,阴、阳、圆图像同体共存。因此,根据中国的辩证法,只要有物质的存在就应该有反物质的存在。如丁教授能证明反物质的存在,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