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空降上海 1976 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1976年10月8日,有人在北京用暗语向上海打电话,“我老胃病又发了”、“阿拉老娘心肌梗塞”。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十分敏感,他们连夜设立秘密指挥点,调集民兵,发放武器,架设电台,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0月20日,开国上将、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率领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擒妖降魔,打了一个漂亮的闪电战。
老马迷途与热锅蚂蚁
1976年10月7日早晨,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结束后,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速去北京开会:“今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派出专机去接你们来北京,有事情谈。具体时间专机到了上海机场降落后,他们机组人员会跟你联系。 ”
这一回,号称“老马识途”的马天水却迷路了。临行前,马天水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学习室里,匆匆召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商量。马天水提出疑问:“这次和往常不同,中办直接通知了警备区司令周纯麟,而不是由我们转告”。
徐景贤接着说:“是啊,前几天我还跟春桥同志有联系,春桥同志说了,中央最近没有什么会,不会开什么会了,怎么突然又要开会呢?这个会讨论的是什么呀,我们都不知道啊。 ”
王秀珍也说:“再说中央以前要开会,都得跟我们上海打招呼,事先要有准备的。要准备什么材料,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说话间,他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怀疑。
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原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原为上海国棉30厂技术员)。
马天水决定,赶快开个常委会,再把这个情况跟常委通报了。常委们也有同感,有点反常。
徐景贤、王秀珍紧张地跟马天水说:“你如果一到了北京,两个小时之内,你就一定要跟我们来电话,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三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七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集中住在京西宾馆。中央有规定,来了以后,大家不准跟外界联系。
上海这边有人就着急了,四处打电话询问:“怎么和马天水说好了,两个钟头之内来电话,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就给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电话。房佐庭要马天水接电话,马天水不接。因为中央有规定,他也不敢随便接。
10月7日下午,中央召开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对部分省市和军区负责人宣布,已经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抓了起来。
马天水一听,脑袋就发懵了。
10月7日整天,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号指挥点在丁香花园
10月8日,“四人帮”上海余党派出的耳目,终于陆续发回了“四人帮”出事的消息。
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电话来说,“我的老胃病犯了”。徐景贤他们都知道,房佐庭没有胃病的,怎么老胃病犯了?
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了北京以后,加了一句:“我娘心肌梗塞。 ”
公安部的内线还传来这样的消息,“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
这几个电话,把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搅得天昏地暗。当天晚上,徐景贤等人焦躁不安,召开了密谋武装叛乱的第一次会议。他们商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对着干。准备撤销康平路这个点,分两个指挥点。一号指挥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由徐景贤带领,指挥全局。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地点定在南京西路的市民兵指挥部,后来为了隐蔽起见,王秀珍带人又转移到了东湖招待所。这一晚,他们也演了一出戏——“狡兔三窟”。
徐景贤当天晚上下达“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 (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
王洪文在上海多次说过:“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多次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玉泉山确定中央工作组人选
10月10日,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把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四人帮”上海余党的阵脚。
但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仍在上海四处活动。留守上海的一帮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四人帮”确已被捕,便作孤注一掷的准备。
1976年10月12日同一天,华国锋在北京玉泉山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华国锋认为,现在看来,“四人帮”的这些余党,他们已经不能够控制上海了。我们再不去人就会出大乱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马上派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派谁去呢?叶剑英说是派去的这个人,一定要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够压得住台的,这样才能够把上海稳住。叶剑英略一思忖后说:“我看苏振华同志堪担此重任。 ”为什么呢?他就讲道理了,苏振华既有作战的经验,身经百战,又在贵州当过省委书记,地方工作也干得很好。
推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到上海,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苏振华对“四人帮”的斗争很坚决。
早在1975年6月5日,苏振华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四人帮”问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的家在北京友谊里海军大院,一墙之隔,就是江青等人住的钓鱼台。他们之间近距离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苏振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敢当面顶撞江青。
在抓“四人帮”之前,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按照中央主要领导指示,在北京郊外怀柔水库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谈话,又和总参王尚荣副总长谈话。苏振华还执行叶帅交办的一项任务,布置海政保卫部的老部下去东海舰队,查扣一个给“四人帮”写效忠信的干事。
第二位人选是倪志福。可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最好。华国锋说“‘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 ”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李先念说:“我赞成倪志福同志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而且有治理地方工作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 ”
中央领导认为,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在江苏的彭冲曾经被“四人帮”整得够呛。如果派彭冲去,上海将来建设当中遇到很多问题,一定会得到江苏的帮助。
所以这样组成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核心的中央工作组。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王洪文的小兄弟知道大势已去,再发动武装叛乱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
专机突然降临上海虹桥机场
1976年10月20日上午10时许,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身边的工作人员,突然被召唤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总共有18个人,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还有林乎加(经委),严佑民(公安部),车文仪(海军),毛联珏(北京)等各单位负责人。
苏振华在会上说:“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的一个特殊任务,为了保密起见,事先都没有告诉大家。虽然在北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上海情况还是很紧急,有的人想发动武装叛乱,这个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上。中央决定组成工作组马上要去上海。 ”
当天下午13时,中央工作组成员18个人在北京南苑机场集合。 16点46分,中央办公厅通知可以起飞。中央指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专机行程保密,不通知上海市委。
朦胧暮色中,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l号停机坪。苏振华保健护士周亚非记得:“首长对大家讲,都坐好,先不要动。”原来是等东海舰队的车来接。不一会儿,海军的车鱼贯而入,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警卫人员来迎接首长苏振华。
这时候,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有人听到风声,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专机进行监视。后来知道在机场蹲守的人,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市委警卫处长康宁一,但他们又不敢上去盘问。
苏振华带领中央工作组,在海军的护卫下,迅速驱车离开虹桥机场,没有去市中心,而是一路向东北方向,开到了水电路的海军上海基地,叶帅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牵头到上海,就考虑安全因素和海军的便利条件。如果遇到危险,有东海舰队保驾护航。
大水就是要冲冲龙王庙
10月20日晚上,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苏振华,曾经指挥带领二野第五兵团打过长江,一直打到大西南的著名将军。如今,他以军委常委的名义挥师上海。在水电路海军基地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连夜召集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和驻沪陆海空各部队负责人,了解情况,进行布置。
次日凌晨3点钟,苏振华秘书丑运洲打电话通知马天水到水电路来开会。此所谓,海水就是要冲冲龙王庙。
苏振华警卫员朱明章回忆说:“因为苏振华他们都在海军招待所的楼上,就叫马天水上楼。马天水的警卫员也要上,我们在楼下就挡住他了。那个警卫员说,马天水的安危谁负责。我说,到这里来,用不着你负责了。他偏要上。我发火了,你再闹,我们就把你枪给收下来了。他看到这个情况就不吭声了。 ”
海军招待所比较简陋,事先也没做这方面安排,就摆着几个布罩的椅子和一个茶几。马天水进门一看:“怎么那么简单,我们上海有地方啊,有锦江饭店、兴国宾馆,你们就到我们那边去住吧。 ”
苏振华没理他,就说:“马天水同志,今天请你来,是请你汇报一下,你回来以后,你们怎么安排的,中央的精神你们怎么贯彻的,做了一些什么事,请你跟我们谈一谈。 ”
马天水很紧张,回话就有点结结巴巴了。
当天送马天水走的时候,嘱咐他不要对外界说中央工作组已经来了,而且住在水电路这个地方。但是天一亮,在水电路海军基地门口,外面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欢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的工作组到上海。
在东海舰队基地招待所,首长们通宵达旦工作。然后就找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谈话。王秀珍就表现出对倪志福的特别亲热。为什么会有一种特别的亲热?因为倪志福是工人发明家出身,工人阶级。王秀珍算是工人起家的。王秀珍要单独找倪志福谈,当时,倪志福没同意:“要找就找苏政委,要么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你直接找我,不见。 ”
苏振华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找来,下令把参与“四人帮”武装叛乱的部队的那些人统统调回去。然后请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直接抓民兵。南京军区又派了副参谋长张挺,作为工作组成员,监管民兵指挥部。
兵贵神速,苏振华在水电路海军上海基地,打了一个漂亮的闪电战。两天后,他就回北京了。 10月24日,苏振华在北京参加了百万军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大会。
大张旗鼓再度飞到上海
10月26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乘专机再次来上海,这一回行程不再保密了,而是大张旗鼓。首先,他们在上海展览馆开了一个区县局干部会议。在会上,倪志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是第二书记,彭冲是第三书记。一宣布以后,整个上海都沸腾起来了。
苏振华在会上作了简短讲话:“上海是上海人民的上海,上海是中央领导的上海,不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这样就把上海人民跟中央连在一起。
这一次,苏振华一行不再住水电路海军上海基地了,而是搬到了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南楼。按照中央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开始了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清查工作。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经过研究,采取了开了大会后开小会的方法。先开常委会,常委会人少,就在锦江宾馆南楼开。中央工作组领导都坐镇在那里,原来的几个常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也都参加了。
苏振华在常委会上就让在座的人放开讲,从哪里讲起,就从发动武装政变开始讲起。要把“四人帮”和余党在上海搞的所有问题一下子查清楚,很难。但是武装叛乱就是前些天的事,你们最好是一天一天地把这个事情摆出来。
常委会上,苏振华秘书丑运洲清楚记得:“徐景贤比较认罪,很多材料都是直接交给我的,比如说他第一个手令,也是他主动交给了我。王秀珍就老想洗清自己的罪责。马天水就有点装。怎么装法?比如说,他到北京去开会去了,发动武装叛乱的这些事,他说不知道。 ”
当时,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那些武装叛乱跳得很高的,就是罪恶比较深重的那些人,也采取了措施,抓了一些人,采取了隔离审查。
十万民兵全副武装游行
“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苏振华获悉,江南造船厂曾经是上海密谋武装叛乱的一个指挥点。他想去探个究竟。
苏振华的女儿苏业承曾经对父亲说;“上海是王洪文的老巢,他老窝里头有人想搞你,你小心点,别出去以后,人家把你给绑了。 ”
苏振华说:“你就不懂,越是危险,越是安全,你要相信群众,原来我也心里很忐忑,说会不会出大事,这群众基础到底牢不牢?但是我到了那儿,到民兵指挥部去了,跟那老工人谈,我听到了真话。其实大多数的工人群众,绝对是相信中央的,对粉碎‘四人帮’是支持的。坏人到底还是没有好人多啊! ”
关于上海粉碎“四人帮”开群众大会,市委讨论究竟让不让上海民兵参加?因为上海民兵曾经是王洪文的队伍。苏振华的态度很明确:“为什么不让参加?上海民兵那么庞大的队伍,都是工人阶级。如果你不让他参加,就等于把他们都推到‘四人帮’那儿,你不相信他啊! ”所以,市委最后决定让上海民兵都参加。其实这个招,现在看来是对的。除了极少数的坏头头孤立起来了以外,广大民兵都属于人民群众的。
1976年11月1日,上海10万民兵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还在南京路和外滩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广大民兵坚决听党中央指挥,坚决拥护粉碎“四人帮”。
1982年,上海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进行了公开审判。徐景贤判刑18年,王秀珍判了17年,马天水因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依法中止预审。其他帮派骨干分子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就是“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