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华大学生因用功过度生病而死令人惋惜(图)
近日,一张民国清华研究院毕业证,引发我浓厚兴趣。首先毕业证颁发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即公元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是较早的一张毕业证。其次,清华学校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综合排名在国内高居榜首。
三是毕业证的主人李鸿樾,与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仅一字之差,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四是毕业证导师一栏内,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齐全,阵容强大。通过史料探究,撰写下文:
国民教育。主要在倡导新教育理念和为培养尖端人才创造良好教育环境。蔡元培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封建教育的腐朽东西。
北大第十九任校长蒋梦麟强调 “学术衰,则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梗会进化之基础也。”“大学及高等教育者,所以养成平民主义之领袖者也”。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校长都把大学定位于,“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的场所。正是这些大学校长的共同理念,影响并形成了民国时期大学崭新的教风、学风。
1925年,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曹云祥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招收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大学本科生。提倡“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成立国学研究院,大兴国学研究之风气。他的创新改革,服务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为培养尖端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到目前为止,华人获诺贝尔奖者有九位(含2012年获奖的莫言),其中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锟等六位尖端人才均出生于民国时期,接受或部分接受民国的良好教育,他们的获奖,说明了当时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成功,证明北大清华等一批教育家、著名学者的教育理念先进,创造的教育大环境良好。
非国民教育。黄埔军校培养军官初见成效,中共中央党校在创办之中。1926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建议而创办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1-4期共培养4981人,11月第五期2418人开学。同年冬,黄埔军校领导与社会各界人士,经过一年多的争论,终于在武汉分校破天荒招收女学员,原计划只招收100名,但由于报考女生过多,最后213位女学员进入军校学习。
此举开中国军队女兵建制先河。1927年3月5日,全体女学员因斯大林传话索要照片,在武昌进行了唯一一次的集体亮相。据说,照片不久以后,也被送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在长沙成立。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创办党校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中共中央党校的决定。
为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中国***创始人之一***因病没有到会,仅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来电,说“已经能扶病视事”。 9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党校成立。
1925年春开办至1929年夏终止。校长曹云祥根据胡适的建议,按导师制(不称教授)教学组织方式办院。四年间,共招收72名研究生。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学制一到四年不等。在招收研究生上,把关较严,所有学员都必须通过三道关,才能被录取。
因导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许多学员无法获得最后毕业。据1927年入学的蓝文徵后来回忆,“研究年数并无限制, 同学中研究二年者为最多,三年者次之,四年及一年者为最少。”“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吴宝
陵、谢念灰等四君”。当然,毕业生中优秀人才也不少,“先后留学英、法、日本的,有……宋玉嘉及笔者等十一人;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
李鸿樾(1896-1974),浏阳市三口乡筱野垅村(今三口镇鹤源村)人。五岁入学(私塾),攻读经史诗文,1919年毕业于湖南省第一师范,1925年6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古文字学》课题,于翌年六月毕业,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他先后任湖南省立一中、浏阳公学、长郡中学、浏阳简易师范和狮山中学校长。李鸿樾祖上很风光,伯祖父李兴锐曾是两江总督。从《浏东六碓李氏家谱》看,与李鸿章没有亲戚关系。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是他学长,比他高一年级。***是他得意门生。1962年底,时任团中央第一***的***挂职在湖南工作期间,一次到三口乡视察,特别到李鸿樾处叙旧,倾表感谢之情。临别时***还叫陪同人员拿来一顶蚊帐、一床棉絮,送给恩师,并指示县委负责人取掉李鸿樾的“坏分子帽子”(因解放前曾任县参议长,被归入“21种坏分子”中,常遭批斗),适当考虑李鸿樾的生活。
王国维(1877—1927),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十年内乱时,被红卫兵迫害而死。
赵元任(1892-1982),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1938年后在美国任教。
李济(1896-1979),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1925年,在筹划国学院的过程中,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特请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提供建院参考方案,并邀请他兼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胡适没有应允兼职,理由是:“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梁启超)、
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从他们的真诚沟通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位当时教育界权威人士均想把国学研究院办成一流的研究院。这为后来国学研究院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虽学问博大精深,但性格却桀骜不驯,处事也较偏激。他批评王国维研究的甲骨文学说,“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与梁启超关系也不睦。
因“革命共和”还是“革新改良”等问题与梁启超有思想分歧,为此两人还打上笔墨官司。章太炎贬到“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最终,因不愿与王国维、梁启超共事,也不肯居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受聘,章太炎数次拒绝了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一试身手、大展宏图的机会,而清华也失去了一位名盖当世、学生敬仰的国学大师。现在来看,令人惋惜。
为何陈寅恪、李济两导师名下未留章
按国学研究院规定,凡是从研究院毕业学生的毕业证书,“五大”导师都要具名。但是不一定跟每位导师学习过,凡是学习过的,盖私章。没学习过的,不盖私章。
毕业证书的上方有五枚红色印花税票。贴上印花税票,表示该证书已缴印花税。每枚印花税票一角,本毕业证书共缴了五角印花税。
在此特别指出,印花税不是从洋人处引进,而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算得上专利产品。提出印花税概念的是清政府。为了简便行事,清政府创造性的将各类名目繁多的税种,一次性纳入印花税范畴。为了实行印花税制,清政府曾分别于1896年请英国印制了 3年印花税票,1902年请日本、 1908年请美国两次印制税票。并且,日本、美国所印税票最后均没有被派上用场,造成浪费。
首先,它是民国最牛毕业证书。这样说,是因为导师一栏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当时超一流的大师,有学者评论到,“如得此五人为师,此生无憾矣!”其次,清华学校(1928年8月17日改名国立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历经战火纷飞年代,能够留存下来的原本就很少,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证书则更是凤毛麟角。
第三,这张毕业证书,厘清了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与“五大”导师之争。当年确为“五大”导师,只是李济先生当时是以讲师聘,而其他四人以教授聘,故而人们习惯称“四大”,而实为“五大”。
当时,李济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工作,“每学期回院讲学不过数周”,清华每月发薪水100元并未达到教授的400元待遇,所以只能给他戴讲师帽子,而不是教授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