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之艾滋病 AIDS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曙光

历尽颠簸,汽车终于进了村,拐了两个弯,车停在了村卫生所的门口。王文奎推开车门,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在瑟瑟冷风中,院子里已经站了二十多个人,看到王文奎,他们都迎了出来。

王文奎进屋后还没坐定,便已被病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12月11日上午,王文奎大夫和他的助手张红霞一起来到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给这里的艾滋病患者看病时,随行记者看到的情景。

王文奎是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受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委托,在王楼村用中医药开展艾滋病治疗及相关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从今年3月开始,半年多以来,前面描述的情景每个月都要重演一次。每次来村里,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明都会随行,帮王文奎大夫发药。

王楼村是河南省38个“艾滋病村”之一。邢怀明介绍,该村2000年开始有人因“怪病”而死亡,连续死了二十多人,怎么也查不出是什么病,这引起了村里人的恐惧。后来有的人到省里看病,被确诊为艾滋病,人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二十多个人也都是死于艾滋病。

2001年6月,周口市防疫站派人到王楼村进行艾滋病初筛,发现了六十多名感染者。2003年,防疫站又对全村所有人进行了检查,发现共有112名感染者。2004年3月,王文奎受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委托,开始在该村用中医药开展艾滋病的治疗。到目前为止,全村共有60多人在服用王文奎的中药,而服西药的只有4人。

看完了病,不少人不愿意走,在人群后面转来转去,想跟王大夫多聊几句。但是人越来越多,邢科长不得不出来干预:“看完病的就走吧,别在这呆着了,屋子太小……”

康复

“我现在已经好了,我们村73个病人也都治好了,村里村外到我家跟我说想吃中药的不下五百人。”说这话的人叫王大川(化名),今年50岁,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石佛村村民,2001年他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2002年1月18日开始服用中药,2002年2月24日检测表明,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他成为上蔡县甚至全国第一位HIV抗体由阳转阴的人。

“孙医生要是早一些到我们这里来就好了,俺家里的(指妻子)和她四个姐弟肯定能活下来!”王大川说。

王大川的妻子华云(化名)是石佛村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她姐弟五人和王大川都是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华云曾经卖了240次血,挣了一万多元,盖了几间房子。王大川卖了108次血,挣了六千多元。1999年3月,华云因病去世,至死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姐弟五人相继死去,给王大川留下了三四万元的债务。

为了养家糊口,2001年夏天,王大川到山西太原去做包工头,但是没过多久,他便开始生病,发烧40摄氏度,头晕,四肢无力,浑身发痒,口腔溃烂。在当地医院检查,认为是十二指肠溃疡、胃炎和伤寒。三个星期就把苦干了三个月换来的一万多元花得只剩下一千多元,但是没有一点疗效,以至于连路都走不动了。

11月,王大川回到了河南老家。回家后,他被查出患了艾滋病。其后,他的病情继续恶化,胃疼得吃不下饭,身上的带状疱疹疼痛难忍,人变得骨瘦如柴。就在王大川忍受这种痛苦煎熬的时候,浙江省东阳孙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孙传正来到他们县里,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年腊月初六,我记得很清楚。我到宾馆来找孙医生,那时候我浑身无力,上楼梯抓着扶手都很费劲。其实我找孙医生也只是试试看,反正吃其他药也不管用。“王大川说。吃了孙传正的药,王大川第二天就知道饿了,也能吃东西了。

服药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体重增加了十多斤。2002年2月24日,王大川到上蔡县卫生防疫站检测,HIV抗体呈阴性!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也觉得难以置信。3月4日,王大川又专门去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检验,确认HIV抗体呈阴性。王大川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在那些服用中药的艾滋病患者中,像王大川这样治疗效果这么好的人也许还不多,但是恢复正常生活的则有不少。

在接受王文奎治疗的60多位病人中,有23人进行了CD4 细胞数量的检测,其中18人CD4 细胞数量都在上升,只有5人有下降的趋势。但是经过调查得知,5人中一人是因为老伴去世,儿子不孝,拒绝治疗;一人是将药卖给了别人;一人是在外包工程,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而不敢服药……都不是治疗本身的问题。

王文奎说,如果能够完全遵从医嘱,好好养病,90%以上的病人都会有效。40岁的刘某告诉记者,他服用西药半个月后开始高烧,出皮疹,一烧就烧了半个月。服西药第40天的时候开始加服中药,服了20天,什么症状都没有了。两个月以后,他的体重增加了12斤。记者在王楼村看到的三十几位患者,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像病人。

希望

王大川康复之后,石佛村里有73位患者也先后服用了孙传正的中药。现在,他们已经停药一年多了,症状都消失了,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

救了他们性命的孙传正,是从2002年开始用自己发明的中药“艾立康”在河南省上蔡县免费治疗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人数至今已超过200人。这些患者一般用药3~6个月后即达到临床治愈,其中有10人服药前后均在北京地坛医院检测,证明指标逐渐恢复正常,有两人病毒载量已降为零,有的患者已经近2年没有再服药,也没有反弹。

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民政所干部林铁祥替孙传正发药。他说:“据我观察,中药治疗艾滋病的希望还是比较大,有些在医院治不好抬回家里等死的病人,吃了艾立康以后,效果很好,症状差不多在一个月内就没了。”而且,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不出现反弹现象,不像西药要坚持服用,停药就马上反弹。林铁祥发现,大部分病人服药3个月,停药近2年,现在身体还相当好,有的还去了广州打工。

在河南用中药治疗艾滋病的医生不止孙传正和王文奎。莫以贤,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2001年7月~2003年12月,在有关部门支持下,组成临床专家小组对其研制的“克艾特胶囊”进行了临床观察,由北京地坛医院负责免疫指标和HIV载量的检测。

采用服药前后自身对照,单独使用克艾特胶囊治疗儿童组、成年组两批患者56人,均恢复了劳动能力,恢复免疫指标,停药后不反弹,有的患者病毒载量已下降到零。其中包括13例生命垂危的临终期病人。

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任冯世鹏说,现在的抗病毒药大部分是西药,但是这些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且一定要按时按量吃,不能停药,病人只能恢复到从事轻微劳动的程度。但这些药物副作用太大,病人头昏、呕吐、腹泻很严重,有些人服药后还会发烧。

“吃中药以后,什么都正常了,小孩还能正常发育。所以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观念就改变了:中医药不是补充,而是治疗艾滋病的曙光。”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冯主任看到了莫以贤等一批中医师的治疗成果。

看到希望的病人们更是强烈要求推广中药。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明曾经因为病人找他要中药而不敢上班。因为不给中药病人就不走。他向病人解释:“中药不是政府发的,是医生自己赠送的,而医生个人没有那么多钱,准备不了那么多药,希望理解。”但病人仍然越聚越多。邢怀明感慨地说:“我是学西医的,以前发政府的西药,没人把我当恩人。现在我在做推广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工作,患者把我当恩人。”

调查

去年SARS之后到今年7月,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就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进展情况开展研究。课题组在河北固安县、河南省上蔡县和郸城县等艾滋病疫区进行了七次现场调研,在半年时间内进村入户走访了近百名艾滋病患者。

调查发现,目前艾滋病高发区均是使用鸡尾酒疗法,由防疫站负责对愿意检查的人员提供免费抗体检查,结果为阳性者视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出现症状后即为艾滋病患者。对患者再检查CD4 细胞等指标,在200~400之间者,防疫站造册后免费治疗。对于病毒携带者,尚无西药可用。

至调查结束时,官办的中医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一直没有派人下到艾滋病村为患者诊治,倒是不少民间中医自动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艾滋病人送医送药。但是由于经费问题,不少人已陆续撤离。经调查,有确凿病例且有名有姓的,共有七路民间中医,他们是:孙传正,浙江省东阳孙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王文奎,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莫以贤,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李传和,山东一名村医;李之焕,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李德敏,湖北清菁气味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刘志明,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两三年来,这些民间中医大夫共治疗约400名艾滋病患者,一般3~6个月即可临床治愈。服药时间长的为6个月,最短的仅10天。费用约3000~6000元,低于一年西药费用。没有一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低于“鸡尾酒疗法”。

目前,风靡世界的鸡尾酒疗法的有效率不超过40%,这是国际公认的。而且,鸡尾酒疗法费用高,即使使用国产药物,每年费用仍需五六千元,而且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不论药费由患者承担还是由国家承担,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另外,西药副作用太大,有的患者因此而宁死也不肯再吃西药。北京佑安医院专家调查发现,约40%领取免费西药的患者将药扔掉了。此外,治疗开始时间限制太严、易产生耐药性也是鸡尾酒疗法的弊病。

因此,多数患者对中医药的认可是建立在和西药强烈对比的基础上的。像王楼村的患者,几乎所有人在服用西药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腹泻、发热、体力减弱、体重下降、视力减退等,不得不终止服药。第一批服用中药的患者实际上跟王大川一样,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想法试试看,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

贫困

病人康复的效果如何,医药是重要的一方面,但医药之外的因素也不能忽视。王文奎告诉记者,治疗效果除了与医生诊断准确、用药正确有关外,与病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心理状况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两位病人便是鲜明的对比。

两位病人均为男性,老伴均已去世。一人儿子孝顺,每月还给他零花钱,他心情好,精神好,胃口好,隔三差五买点鱼、鸡来吃。于是CD4 细胞呈直线上升状态,3个多月升到了300多。另一人的儿子在外打工,不回来看父亲,也不给父亲钱,还认为父亲得了这个病丢人,看不起父亲。结果,病人整天生气,流泪,觉得活着没意思,于是治疗效果不好,最后他干脆拒绝治疗了。

40岁的黄某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家里很穷,连房子塌了都没钱修,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岁的女儿换衣服都要去厕所。这样的生活压力,使得她整日愁容满面,治疗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好。

王大夫说,给这些人看病真是很难。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但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有能力“养”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31岁的刘某治疗效果很好,于是他就出去包工程,由于怕人知道有病,因而不敢吃药,而且工地上各种事情都要他费心费力,又要惦记工程进展又要操心工人们的工资,因而吃不好睡不好,结果病情出现反复。

王大夫痛心地对他说:“你原来治疗效果那么好,干嘛那么着急去挣钱?刘某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无奈。”

对于广大农村患者而言,就算没有艾滋病,贫困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问题,艾滋病无疑又给他们本已沉重的担子上增加了份量。而要担起这副重担,仅靠医药救助是远远不够的。

障碍

七路民间中医在河南治疗艾滋病的疗效这样好,但他们能在“前线”坚持多久?

从2003年4月开始,王大川多次到县里去反映,他对县里的领导们说:“不相信事实不中!”他希望政府想办法让患者早一天服上孙医生的中药。而县里也很无奈,因为这种药没有取得批号。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药全部是医生自己掏腰包。对于患者来说,西药和中药都是免费的,当然是哪个效果好就吃哪个。但是,西药是国家提供的,中药却是医生自己掏钱。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微弱的。七路民间中医中,王文奎大夫是受科技部课题组的委托,有一些经费支持,即便如此,他个人仍然为此付出了近20万元,而其他几路民间中医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费用只是困难之一,其他困难还有很多,比如王文奎承担的项目,实施得就不是一帆风顺。

首先,进入艾滋病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按规定,艾滋病患者必须在国家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而这些医疗机构没有一家是中医院。如果王楼村不是河南省科技厅的定点帮扶村,王文奎根本就无法进入这个村开展艾滋病治疗。

邢怀明证实,并不是谁想治疗艾滋病谁就可以上的,“我们得审查他的资格”。获准进入后,先期的食宿费用都是王文奎自掏腰包。为省钱,他们在周口市租住了三个月的民居。而这次来周口,他们一行受到了周口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吃住行都不用自己花钱。王大夫说,这是用疗效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成果。

其次,按有关规定,王楼村的村民们享受看病不花钱的待遇,打针输液也是免费的。但是,不花钱却不包括中药,如果请卫生所的中医大夫开方子吃中药,就得自掏腰包。因此,村民们就是得个小感冒也要跑去输液。王文奎说,如果中药也能免费的话,请卫生所的大夫随时开些小方子进行调整,效果会更好。

另外,王文奎的身份也是个问题。虽然深受一些中医大师的赞赏,被新中国首位卫生部中医司(建国初期卫生部曾设立中医司,后分离出去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司长吕炳奎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收为弟子。在他拜邓铁涛为师时,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也在场,但是,没有执业医师证的王文奎在他的家乡河南却难以被“正规医疗机构”认可。

王文奎告诉记者,在广东,他得到的承诺是:你只管搞你的业务,其他一切问题我们都给你解决;在河北,合作方给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还购买了上百万元的仪器,只等他去主持项目研究;但在河南,他的身份却一度成为项目继续进行的障碍。幸亏周口市市长特别支持他,要求相关部门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才得以继续。

想起这些,王文奎很是难过,他说自己几次萌生退意:“我要是不来这里,踏踏实实呆在北京,或者去广东,或者去河北,都比这里要舒服很多。”身为河南人,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事没法干”,王文奎流着泪对记者说。

王文奎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七路民间中医中,有一半的人虽然一辈子行医,但至今没有行医执照。但是,即便背着“无照行医”的罪名,他们仍然要到“前线”去救助病人。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贾谦说:“他们完全凭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为的是要证明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为的是要给中华民族争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