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笙儿子】探访天津市骆玉笙旧居
骆玉笙（1914年—2002年），艺名“小彩舞”，她1914年出生在江南，自己根本不知道确切的出生地点。她刚刚6个月被送给江湖艺人天津人骆彩武做养女，“小彩舞”这个艺名最初就是这样得来的。
照片左起:周永霞(骆玉笙儿媳)、骆玉笙、骆巍巍(骆玉笙孙女)、骆嘉平(骆玉笙儿子)、赵魁英(骆玉笙丈夫)。此照片曾发表在《人民画报》,摄于1974年,摄影者为《人民画报》记者,姓名不详。图片由骆巍巍提供
安乐邨,原名新武官胡同,位于马场道与睦南道之间。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设计。原为天主教会“首善堂”所建,因居住过英国武官而得名。共有3幢楼,呈“品”字形布局。沿马场道一侧为南北向,共8个门,传统上称为“横八所”。胡同内为对称式联排住宅楼,东西向,共20个门。
她在70余年的京韵大鼓艺术生涯中，研习继承前辈的艺术成就，博采众家之长，以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创立了以字正腔圆、声音甜美、委婉抒情、韵味醇厚为特色的“骆派”京韵，开拓了京韵大鼓艺术的新生面，达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高峰；其代表曲目有《剑阁闻铃》、《丑末寅初》、《红梅阁》、《子期听琴》、《和氏璧》及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等；曾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
重整河山待后生
这篇关于骆玉笙住在安乐邨的文章是骆玉笙的孙女骆巍巍亲笔写下的。本来,记者是想按照往常一样,约骆巍巍见面,在采访过程中了解骆老在安乐邨的情况,然后再把采访内容写成稿件。不过正赶上这段时间骆巍巍事务繁忙,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采访时间。
在记者把采访提纲发去后,骆巍巍于凌晨1点多发给了记者这篇文字,电话里,骆巍巍谦和地对记者说:“开始只是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回复你,可是想着想着,脑子里那段关于安乐邨的记忆全部都涌出来了,特别有想把它全部记下来的冲动。其实因为太忙那段生活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回忆了,没想到现在记忆闸门一打开,依旧那么刻骨铭心”。
尽管骆巍巍强调这篇文章只是作为回复记者采访的素材,但在读过后,记者决定把原文呈献给读者。因为该文情节细腻,字里行间充满着骆巍巍对那段岁月的感情,这份只有亲历才能拥有的回忆,只能在原文中深刻体味。
骆玉笙在安乐邨生活的前半段,是她本人一生中很艰难的日子,也是那个时代最痛苦的阶段,在经历了重重磨砺后,无论是她个人的生活还是她生活的时代都获得了重生,也让骆玉笙唱出了那经久不衰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奶奶骆玉笙自1936年来到天津以后,为了演出方便,在老西开教堂后明德堡2号的一个三正两偏(外加两个耳房)的小三合院内住了三十年。“文革”期间,她受到无端的迫害。1970年冬,我的四老太爷骆彩舞故去以后,白天全家人都去上班,家中处于没人看管的状态。
当时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和平制药厂的干部,他告诉我们说和平制药厂在睦南道安乐邨(新中国成立前曾叫英国武官胡同)9号余门,有两间较大的地下室住房,因为面积较大,分别为27和32平方米,在为职工分房时只能解决两个职工的住房,而如果和我家调换后,差不多相同的面积可以解决5个职工的住房。
为此,我的爷爷和爸爸专门到安乐邨9号余门看了房子,觉得这两间住房虽名为地下室,却是俗称的“平阴子”。
即房子的地面不低于街道,与街道齐平,是不上楼梯的一楼,而且带有一个十二三平方米的小院,有可放杂物的将近二十平方米的弄道,院内还有独立的厕所,如果搬过来住还是独门独户。加之当时我快上小学了,身为中学教师的父母也希望为我找一所更好的学校。所以就立即决定与和平制药厂进行了调换,1971年秋天我们全家搬到睦南道安乐邨9号余门。
简陋的家,纯净的童年
我们全家搬进安乐邨9号余门后,奶奶和爷爷住32平方米的里间大屋,我和父母住27平方米的小屋,两个屋子中间是近10米长1.5米宽的弄道,还记得当年家里的猫在夜间逮到老鼠后在长弄道里来回玩耍。再往里走是一个8平方米大小的储物间(我的小表叔1977年从兵团回到天津后,还曾住过那里),从我和父母的屋往外走是一间8平方米左右的缓冲间,被我家改成了厨房。
1976年地震以后小院内还搭起了油毡竹棚,这样爸爸的自行车放在院里也不会被雨淋了。
上世纪70年代的五大道非常安静,只有早晨才会看到稀稀疏疏去上班的人。放暑假时,阳光、树影、蝉鸣是我最深的记忆。我们所住的安乐邨9号的二楼和三楼分别住着三家医生,旁边的11号余门也住着两家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尴尬处境,我们这几家孩子经常在写完作业后一起玩,打扑克、跳皮筋、跳房子,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我也在1973年进入新华南路小学,一年级就加入了红小兵(“文革”时期的少先队)。这一点让父亲对当年换房的决定非常满意。
爷爷奶奶的苦乐岁月
童年的生活于我是安静的,甚至是轻松愉快,没有负担的,但对于那时的奶奶和爷爷来讲却是沉重和压抑的。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了“文革”中第一批落实政策,奶奶和爷爷属于首批落实政策人员。当时是退还了被查抄的部分财产,补发了被停发的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我记得一时间家中来借钱的亲友不少,奶奶和爷爷也都是尽全力相助。那时爷爷奶奶每天很早起床去上班,由于爷爷所在的戏校在河东大直沽,每天都是他第一个走,最后一个回家。当时奶奶经常早晨5点起床赶到曲艺团叫学员起床喊嗓子,风雨无阻。
还有就是奶奶经常给亲友们准备报考文艺团体的孩子上台词课,身怀绝艺,又不能演出的奶奶,真是最好的师资力量。当时奶奶不仅向曲艺团的专业学员传艺,还给爱好曲艺者上课,奶奶后来的入室弟子迟早成、汤敏,都曾经到安乐邨的家中上课。奶奶曾不慎崴了脚,还让学员们来到家中,躺在床上教学,现在的曲艺艺术家刘春爱、籍薇、刘秀梅都曾经在家里排练过。
1974年《人民画报》杂志记者来家拍摄后,爷爷奶奶的精神面貌好了许多。很快,从北京第一个到安乐邨来看望奶奶的,是她的老友京剧艺术家吴素秋,两人相见潸然泪下。奶奶也经常在周末带着我坐火车去北京住在西城灵境胡同吴奶奶家。
爷爷的许多老友也总是在固定的时间来家中聊天,爷爷爱抽雪茄,他们谈论的许多艺坛往事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音乐才子于汇泳的钦佩。
粉碎“四人帮”后,一切又恢复了正轨,爷爷恢复了戏校校长的工作,奶奶也恢复了演出,他们的工作更加繁忙。1977年奶奶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多年未联系的老友们又欢聚一堂,许多老艺术家来津演出后,都要到家中来做客,爷爷奶奶的老友谢添、张君秋谢红雯夫妇、关素霜、方荣祥、孙奇峰等,还有海外的一些老友不断来访。
虽说此时家中的境况越来越好,但往来无白丁的陋室也应该换一换了。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的关怀下,1984年7月1日,我和奶奶搬出了安乐邨9号余门,到南京路的一所新建的高层住宅云峰大楼三楼居住。
安乐邨在梦中挥之不去……
我家搬到安乐邨后的前五年,虽不是奶奶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她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奶奶常说面对“文革”中的无情打击咬牙活过来是胜利,而在“文革”期间给学员喊嗓子,却把自己的嗓子练出来,为重返舞台创造了条件,是更大的胜利。在安乐邨生活的后八年,是奶奶重新获得艺术新生、不断编创新曲目、获得巨大荣誉的八年。
在安乐邨我度过了我的小学、中学时代,这13年于我是梦境之中都挥之不去的记忆。虽然我已人到中年,但每当在梦境中、总是回到安乐邨那个安静的、温馨的有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在屋里等着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