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的后代 黄郛:遁隐山林的外交家
黄郛(1880年~1936年),原名绍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长兼二师师长,后策划浙江独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欧美考察经济,旋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时期曾署理外交总长,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但每次最长任职时间仅4个月,短的只有3个月。
屈辱处理“金佛郎案”
1923年2月,北京政府张绍曾内阁任命时年44岁的黄郛署理外交总长。黄上任伊始,就遭遇上届总理兼外长颜惠庆遗留下来的重大外交事件,即“金佛郎案”。
所谓“金佛郎案”缘起庚子赔款。1905年7月,清政府同各国议定赔款办法时,英、美、法、意、荷、比六国决定按各国货币电汇付款。1917年11月,协约国因中国对德宣战,允许中国暂停支付赔款五年。1922年6月,法国公使傅乐猷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查金佛郎实与佛郎有别,在数项帐目中,虽向以金佛郎计算……然本公使以为,嗣后关于法国部分赔款之各项帐目暨各种应付之款项,不如用佛郎,迳以金元计算,较为简便。
”当时多数中国官员均未察觉法国的险恶用心。
一战结束后,法郎严重贬值,按照1922年伦敦金融市场的兑换价格,白银1海关两可兑换14法郎。以此率兑换白银,法国从中国所获得赔款要减少四分之三。时任外交部部员刁敏谦博士曾向北京政府递交说帖,指出中国支付法国庚子赔款,仍应按订约时以银洋归还的原则,对法国的要求,“不能承认”。
但张绍曾内阁因急于希望中法实业银行尽早复业,遂通知刚刚上任七天的黄郛,照会法国公使,正式承认按法方要求处理。
北京外交部的举动不仅破坏了清政府以往同各国达成之付款协约,更重要的是将使中国财政遭受11258万银元的巨大损失。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于是国会否决了此项决定。直至1925年4月,此案始由外交次长沈瑞麟与法方签约同意“折合美金”来偿还庚子赔款,虽说是一个折中办法,但仍使法国从中受益不少。
取消“二十一条”不了了之
1923年3月10日,黄郛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其在给驻京日使小幡的照会中,声明了废除此协约及换文的五大理由:它是实行中日亲善之最大“障碍”,“久为国人所共愤”;它侵犯了中国与他国所订条约;此条约换文与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原则不能“相容”;此约及换文已屡次发生中日间之误会;“无交换利益”。
日本外务省很快复文称:中日协约除已经声明放弃撤回并保留的部分外,“此外绝无变更之处”,态度非常强硬。
黄郛在本届内阁中,因同时兼任教育总长,常为北大史地系学生讲授“世界政治地理”,以及为在该校学习的陆军高级班干部讲授“军制学”等,两头奔忙累得胃病时常发作,加上不时收到驻外各使馆经费“积欠多月”的催款函电,还有时任直鲁巡阅使的曹锟因觊觎总统位子甚急,利用众议院不断干扰内阁各部事务,搞得他晕头转向,为此他于3月22日提出辞职。
尽管黄郛被“慰留”,但4月8日,黄再次请辞,始由顾维钧替代。黄向日本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照会,遂不了了之。
发表对外交往“六大原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他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郛与蒋共进退,辞去上海特别市长职务。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从上海到南京就职,并阐述与各国周旋的“尽力保护居留外国人生命财产”、“废旧约订新约”等“六大原则”。
诚然,这些对外交往原则完全符合国际法公约,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是有益的,其愿望也是好的,但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尚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黄郛在署理外交总长任上敢于发表这六条“宣言”,实属不易。但是他在其后亲自处理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事件以及“济南惨案”等重大外交事件时,却未能遵循自己所制定的原则,相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推行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妥协外交方针。
主持“解决”中美“宁案”
所谓“宁案”即1927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英美借口驻南京使馆遭受暴徒袭击,遂炮轰南京城而酿成南京惨案。同年4月,英、美、法、日、意驻汉口领事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以“惩凶、道歉、赔偿、保障”为内容的“联合通牒”。与此同时,五国驻上海领事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递交相同内容的“通牒”。
1928年2月26日,在黄郛就任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第五天,美使马慕瑞提出要与黄商谈“宁案”。黄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美国政府应同意修改中美旧约,缔结平等之新约。马慕瑞一开始并不接受条件,后经磋商表示同意。
3月26日,中美双方进行谈判。最终以黄郛和马慕瑞互换照会的形式,签署《中美宁案协定》。该协定几乎接受了美方的全部条件,除将该事件的“罪责”诬加在共产党身上外,还承认双方调查南京美领事馆及美侨损失,由中国赔偿、道歉和惩凶,而对中国军民两千余人的重大死伤,则只字未提。
“济案”交涉,引咎辞职
1928年4月初,黄郛应上海泛太平洋协会之请,作了题为“太平洋上之太平”的专题演讲。他针对日本对华之野心,指出太平洋上之太平,虽全赖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之互助,而先决问题在互谅和中国在国际间的独立平等得以确保。
然而,就在黄郛发表演讲不到一个月,日本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济南。5月1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遭遇日军挑衅。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闯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残酷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7日,日军提出最后“通牒”,并限12小时内予以答复。次日,日军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6000余人,伤1000余人,财产损失达2957万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期间,黄郛虽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出严重抗议,并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国联要求调查日军暴行,还亲至上海与各国使领接触,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嚣张气焰。5月18日,日本政府分别致书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申明将保护其在东三省的权益。
日军暴行引起中国各界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导致国民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的强烈不满。22日,黄郛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随即携夫人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研佛”、“惟潜心内典,企以佛之大悲正觉,救国救世”的生活。
主持签署《塘沽协定》
黄退居莫干山后自称再也“不问世事”,实则并非如此。1933年春在日军兵临平津,华北形势危急之际,黄郛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令其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挽救危局。他得到的指令是:“除签字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
5月14日,黄郛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曾被一爱国青年投掷炸弹,几乎丧命。在日军猛烈军事进攻压力之下,黄郛通过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多次密谈,其后又委托陆军中将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
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以长城一线为与伪满洲国之“国界”,将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拱手让给了日军,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此后,黄又根据蒋的指示,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的协议。黄郛在华北推行的一系列媚敌外交,再次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遂于1935年春,再次托病躲入莫干山。
其实,黄郛外交上屡受非议,自己也是有苦衷的。早在武昌起义后,黄郛便与陈其美、蒋介石在上海相识。其后,三人义结金兰,拜为兄弟。陈其美居长,黄郛大蒋八岁,居次,蒋居三。当时蒋还将“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写在送给盟兄的宝剑上。
由于黄郛早年留学日本,并与日本政界有着广泛联系,因此,他成为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时的执行者和替罪羊!黄郛对此心知肚明。《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他在给蒋介石电文中说:“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