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故居 风雨膺白楼 ——杭州黄郛旧居背后的故事

我曾经问一位在中国美院就读的研究生:"与你们一路之隔的‘1917花园餐厅’知道吗?""知道。""这幢别墅背后的故事清楚吗?""不清楚。"

假如你有兴趣,做一个抽样调查,了解一下人们对该别墅的认知,或许答案基本如此。

这大概就是历史与时代脚步之间的差距。

而我对它的了解,是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并看到正巳社在1937年春来杭开会时在该屋前拍摄的照片。正因为先有 "概念",我才有了后来的多次寻找。

终于,在一个雨后的下午,我的脚步滞留在当年摄影师的位置,开始估量着它今天的风貌并探究着它背后的风雨往事。

这是一幢庭院式别墅,砖木结构,体积宽大,构筑精致。临街一侧用青砖筑有大约一米高的矮围墙,靠东北角的正门出口有一方形的岗亭,有类似于现在的"传达室",这大概是当年作警卫之用。我从东正门进去,发现主体由两部分构成,即别墅主楼与南侧的楼台。

你别看这个用钢筋水泥浇砌的建筑,这在当时是具有很强的"现代化"气息,它上为阳台,下为庭廊,汽车可驶入廊棚,直达门厅,结构巧妙合理。北侧是用青砖砌筑的围墙,高耸厚实、藤蔓遍布,几分古老、几分神秘,有闹中取静之感。

院内假山重叠,池沼小巧,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西北两侧,比邻西湖;站在阳台上,可临窗远眺,这时,柳浪闻莺的轻慢、湖光塔影的朦胧、庭院秀色的清香,全在主人感觉之下。

尽管,现在室内的装饰,无论是色调、布局、设施,还是各种用具,都已经读不到从前的味道,然而,在我看来,它依然是西湖边上最有特色、也是最"抢眼"的建筑:奶黄色的墙体、柚木色的门窗框、流畅的线条、现代中式建筑风格,加上它濒湖临街的优越地理位置,不失为西湖一景。

其实,被冠以"1917"的花园餐厅,就是当年曾作政府临时官邸的"膺白楼"。虽然,这种叫法与别墅本身毫无关联,但"1917"倒是充溢着一股浓浓的民国味,给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原来,该幢别墅的主人就是黄郛,因为他的字为膺白,故有"膺白楼"之说。

黄郛(1880.1~1936.12),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成员,"丈夫团"团长;辛亥革命志士,他成功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蒋介石的异姓兄弟,"二次革命"中讨袁失败,和黄兴等人一起被"大总统"同榜悬赏缉拿;他曾经为徐世昌总统捉刀著书,侧身北洋官场,参与冯玉祥"北京政变",官至摄政内阁总理,驱逐溥仪出宫,正式剪掉了象征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根"辫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长,是中日外交关系的主要执行"辩手"。虽然,其在野之日远多于在朝之时,但出处每任艰巨,且事迹行为在当时颇多争议。也许,正是这些"颇多争议",才给别墅"后来的经历"增添了许多变故。

1935年初,黄郛所任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头衔虽然还没有摘下,但人已经以养病之托,从北京回到莫干山休养。这时,他在莫干山麓庾村筹款创办的莫干小学、并以小学为中心,通过兴建农场、蚕种场、奶牛场、藏书楼及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等农村改进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受诸社会,报诸社会"的心愿正在实现。

艰难人生大半世,是否也该为自己考虑一番了。黄郛出生在上虞县百官镇,七岁那年,父亲病故后即被母亲送到杭州读书,并一直至1900年。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钱塘与仁和两县合并为杭县。从此,黄郛即以杭县为籍,以杭县人自称。所以,当他在外飘泊三十余年后,为满足夫人沈亦云对西湖之好,方便与庾村往来,黄郛在杭州南山路,从"健庐"、"鸿达堂"等业主手中购得沿湖土地二亩,建造了"膺白楼",也算是遂一个落叶归根的心愿。

他说:"离家乡数十年,一无成就以报桑梓,乃造屋以炫后辈,中心惭愧。" 但他们"决定用此屋时,尽量改变我们闭门孤僻习惯,务多开门与当地人接触;不用此屋后,赠给地方作公益之用。"

别墅始建于1935年,主体建筑竣工于1936年下半年。原定于当年冬天装修后,全家迁入欢度新年。可惜,黄郛在12月6日在上海逝世,名园失主,益增亲人哀痛。

1937年上半年,夫人沈亦云曾经在"膺白楼"住过一段时间。8月初,她回到莫干山,担当起黄郛在莫干山麓庾村留下来的农村改进事业之责任,具体处理莫干小学教育基金问题以及如何面对"国频危"的紧张局势。当时,莫干山虽然远离战场,但气氛同样紧张,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收音机来了解山外的信息。有一天,沈亦云从收音机里听到政府提议捐献不动产为救国捐的消息。这立刻打动了她的念头:捐献杭州住宅,包括所有比较值钱之物。思考了一夜后,沈亦云亲自起草电稿,向蒋介石夫妇请求如何捐赠的方式:"南京蒋委员长夫人勋鉴:连日闻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卫国情状,心血为之沸腾。残生有终天之恨,兼人之愤,无以报国,谨将杭州住宅,除书籍及一部分纪念品日用品外,所有房地器具字画陈设,一并献之国库,以供抗敌之用。现居莫干山,以上捐件应与何方接洽?谨候示遵。"

电稿拟就后,沈亦云去电送交浙江省财政厅长程远帆,委托浙江省政府代发。但程远帆把电报压住了一天,并亲自赶到莫干山,劝沈亦云再考虑,因为今后"自己立锥之地总须顾到",其他的亲友知道了也同样好意相劝。然而,她不复瞻顾,把电文还是发了出去。

三天后,沈亦云收到蒋介石及宋美龄的回电:

"杭州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毁家纾难,为国牺牲,高义热忱,足以振励国人,而慰膺兄于地下,无任钦佩,容确定办法后,再行电告,以副隽意,中正俭京。"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兹电朱主席骝先接收台端所捐各项房地器物,即请台洽,中正豔京。"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吾姊热诚救国,慷慨毁家,义声所播,不但女界同胞人人感动,而我将士亦必闻风兴感,奋力救国,以慰膺白先生地下之志也。感佩无量,特电奉覆。妹美龄豔京。"

为什么沈亦云捐屋救国的决心如此坚定呢?这个问题,她在后来写就的《亦云回忆》里是这样记载的:"我捐屋的决心,有积极消极几个理由:其一我与膺白,为其职务故,所感尝日本军人滋味最多,隐痛与敌忾心比人更甚。其二亦为职务故,被一般人所误解,以为不主战即是主和,主和即是甘心屈辱。今烽火既起,国家的政策已定,战只有向前,各样的力量愈大愈对国家有益。‘人心’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为膺白代表此意,首先提倡,以示抗战决心。此外,有些人不知道吾家平日生活状况,以为总有点家藏珍物古董,我藉此公开,与社会共见。自在山发出电报后,我自己即未再到此屋,不但至战后,即到现在,我未尝再经过此屋,进过屋门。"

沈亦云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捐出杭州惟一的住宅,其实并不是她的心血来潮,而是与黄郛生前就有类似的意向,她说:"膺白遗嘱还提到我们此约,我今不过提早(指把家产捐给社会或国家这件事),用在当前更紧要关头而已。"当她"将别墅捐赠国家以充抗战经费"的善举被媒体报道后,很快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亲朋好友的敬意。

1937年底杭州沦陷前,"膺白楼"由夫人沈亦云捐赠后,成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临时官邸。黄绍竑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所临时"住所"有这样的描述:黄膺白先生在西湖的边上,建筑了一所房子,外面是中国式的,内里则完全是西式,可惜造好之后,他还没有住过,就去世了!交由中国银行保管。我很喜欢这所房子,时常到那里去休息,或请请客。到了二十二日,我到那里去,管房子的也知道就要撤退了。对我说:"那两个房间都是字画古玩,是黄先生保存下来的,弃去未免可惜。"请我设法。我说:"整个杭州都完了!还顾得这些物件吗?"我很喜欢那两条洋狗,因为在那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它同我最亲昵,便把它们带了走。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是黄郛逝世第十年,为纪念之,沈亦云将所作《黄膺白先生家传》定稿复印,蒋介石于12月28日亲自作序,政府也于当天又下褒扬令。令文末段有:"原籍祠宇,着地方官查明修复"等语。沈亦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特意去函问张群。张回复:一为所捐住宅改作膺白纪念祠堂,二为莫干山上下公益用的房舍修葺事。

沈亦云得知原来如此,故不同意令文的这种"安排",再给张群写信:一不赞成作为个人纪念祠堂,二莫干公益之事不敢连累地方政府。"关于膺兄纪念祠宇及修葺莫干山一部分房屋,云以为(一)山中建筑虽为公益,但决不愿累及省库,此例不可由我开,俟有復兴计划,当逐渐自加修理。(二)杭州捐屋作消极的纪念祠,非膺兄平生之志,亦非云毁家纾难之心。抗战以前,云对此屋,原有一愿,欲以作一活动博物馆。……闻战前曾有搜集乡邦文献之学,所得材料尚有存者,若以‘纪念祠’之意,改作‘两浙文献馆’,则性质大不同,作用亦大不同,云尚可以省民资格,贡一得之愚,私人亦有文件可以转赠。"张群对沈亦云提出的建文献馆之议甚为赞成。

有一次,在蒋介石到上海请父老茶会的席上,沈亦云的席次刚好在宋美龄邻座,借此,她向宋表达了杭州房屋不作祠堂而作文献馆的意见。宋美龄听后十分赞成,认为此项工作可以立即进行,还说:"日内赴杭,因澄卢未曾修好,将借住此屋。"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浙江省政府对这座别墅已经进行了重新修缮,所以才可成为蒋介石夫妇来杭州时的下榻之地。就在蒋介石这次到杭州期间,他将这屋所在的"南山路"改成"膺白路",直到解放后重新改为南山路为止。

不多日,蒋介石夫妇返回上海。在他们离沪前,宋美龄没有忘记打电话给沈亦云,要她建立文献馆之事从速进行、有事可找季宽主席(即黄绍竑)帮助等等。

但是,一个良好的心愿,有时候落实起来并不是很顺畅的。建立文献馆之事,对于沈亦云来说,她一不想因为这所捐屋而增加公家的负担,二自己应该避嫌。她以为,褒扬令要求作纪念祠馆可以谢却,但岂有插手之理,提出建议亦偏重于不作消极之用,仅此而已。

对于杭州方面来说,对此屋,"只有保管之责,无使用之权。"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1947年5月,在张群任行政院长其间,得知沈亦云在德清莫干山麓庾村开展的农村事业已处十分艰难,于是,与时任南京市市长沈怡(即沈亦云的弟弟)商量,此屋既然公家不利用,文献馆之议亦不再提起,不如交给庾村公益事业,这样庾村经济困难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

这一方案,大家都觉得可行,于是,由张群立即签呈报蒋介石并得到批准。

公事到浙江省政府,经过阮毅成、杜伟两任民政厅长,都催夫人派人接收。然而,几次与杭州周象贤市长接洽,要么说公事未到,要么说行辕尚未着落。后来,张群、徐青甫二位,一次在杭州与周市长面谈,他要求以公地若干亩交换此屋,所以最终没有实行。直到蒋介石最后一次离开杭州,在笕桥飞机场上,后任的任显群市长当面请示交屋,始无人再加阻拦。

最后一批居住在"膺白楼"的人是南京总统府撤退的乐队,时已在1949年。当时,国内整个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沈亦云拿到房屋时,已经是糟蹋后的空屋,租与卖均已失去机会,曾问中国旅行社是否需要租用,对方亦以时局艰险而推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