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死因艾思奇怎么死的田家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201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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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网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为核实这一事情经过,我耐心等待了两个月,直到亲自读到呼吁信所引以为据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旧事拾遗>[38],打开一看

网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为核实这一事情经过,我耐心等待了两个月,直到亲自读到呼吁信所引以为据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旧事拾遗》〔38〕,打开一看,第95-97页果然有这样一段叙述:

西泠印社接受捐献问题,这事的开始是1959年印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办展览会向上海借展品时,王树勋主任和我去张鲁安家问哪家有东西,张鲁安谈到印社30周年纪念会时陈列过一件"邓王",说你们要吗?王树勋同志问我:"什么叫邓王"?我说:"是皖派"篆刻的创始者邓石如的书法中艺术性最高的一副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

"王主任说:"好嘛。"张鲁安说去联系联系看……第二次到上海去时,张鲁安说你们下次来可去拿了,藏者是魏廷荣,已答应捐献了,不受奖的。

……我们送了魏廷荣一封感谢信和印章印泥。这副对联的确是精品,是国内闻名的,立即带回杭州交书画社保管。过了两天我到书画社去,看见有几位同志情况很紧张,女营业员林桂芬(后调上海去了)在哭,怪了!

王主任告诉我:"上海拿回来的那副对联,林桂芬借出去,一同借出去的书法只还来两副,邓石如一联未还来,去大华饭店讨了三次讨不回来,一直惊动了市政府,也讨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来的东西,首长爱它,总是说明这是件好东西了。

"我记得那天傍晚,王主任问我意见怎样,我说:首长定要拿去欣赏,取不回来,能有什么办法?我就建议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今后吸收捐献之件。这是西泠印社解放后接受捐献的第一件作品,自此开始以西泠印社名义接受捐献之件。

(65年有人告诉我,此联已在近年出版的邓石如作品选集》印出来了,我未见过这本书)从这件事后,就接受了教训,派专人保管捐献物品,并建立了管理制度。每一个捐献者专设一张-卡片,记上时间数量,就是怕再借不还。

书中还附上了邓石如这幅名联的照片,它虽然没有点明那位"首长"的姓名,但从各种回忆材料所属时间地点情节来看,这应该就是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的那幅邓石如联了。

不过,笔者认为,单凭这段回忆,尚不足以说明质疑田据有此联的合法性,因为它没有说明西泠印社是否拥有田家英的亲笔借据,也没有说明田在事后(特别是如果公安局曾为此立案的话)是否补办了购买的手续。在笔者接触的田家英掌故中,确有一起涉及"有借无还"的事例,它来自于胡绳先生的回忆: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6年3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他把这卷条幅拿去,要和他所有的同一个人写的字卷对照一下。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39〕

田去世后,他的全部收藏被没收,这幅明人条幅,自然也就没有了物归原主的机会。胡绳对此事的难以忘怀,当然并不是因为对这件物品的留恋,而是对田在那种"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刻,仍如此沉迷于"字"的爱好,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

不过,笔者认为,邓石如的这件作品,既然在1964年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被收入,说明西泠印社在田去世前,还是有机会索回它的。之所以没有索回,恐怕在手续上是做了弥补的。

在这个问题上,方行的另一段回忆也可以作为参照: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李大钊同志手抄的《素书》,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家具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40〕

此处所说高履芳,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夫人,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她的专驾莅临,恐怕与动员田家英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收藏家提供藏品的"礼节"不无关系。按照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上、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归个人所有;国家根据财力情况划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物由国家收购或收藏,凡国家所有但决定暂不收藏的,必须在写出有关研究报告或出版以后,方能上市流通。

方行所说的李大钊真迹,可能就属于国家决定暂不收藏,但仍未写出研究报告或出版的文物,所以,尽管这件藏品已有过户手续,但在国家法律的意义上,手续仍不能算完全。

如国家文物出版部门决定出版,作为收藏者,田家英是有义务提供帮助的。在国家无力组织研究或暂无出版意愿的情况下,私人购买这些文物,往往要以"打算研究"为条件,方能被准许。

这就是田家英自己、他的家属、朋友和同事都一再强调,田是为"研究"而收藏,而不是为"聚财"而收藏的原因所在。这样,不但收藏者可以免责,介绍人也无过。

上文谈到,方行和高履芳一行既然看到了田的清代书法藏品,想必也是看到了邓石如的对联的。而此后,这副对联能为文物出版社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收入其中,相信是后来持续动员的结果。而在田家英一方,敢于将这幅盖上了自己图章的"爱字"交与出版社拍摄制作,相信手续应该是完备的。

综观以上情况,田家英玩字虽说还没有到"玩命"的程度,但已经有几分走火入魔了。作为一个身处危境,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他的确缺少应有的谨慎。但要说他会有意识地倚官仗势、巧取豪夺,以非法手段搜敛民间和国家财富,以至于需要"专政机关"介入,这既不可思议,也是不正常的。这大概也是文革中不少群众要求"砸烂公检法",外语学院红卫兵到公安部抢档案的原因之一。

◇ 来自后宫的猜忌--与江青的矛盾

如前所述,田家英曾埋怨毛泽东:"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叶永烈已经一语道破,所谓"左右"者,就是毛泽东的近臣和"身边的人",实指陈伯达、江青之流也。

田家英对江青的不满,早在50年代就有所流露。原因大概起于江青曾把田的卧房称为"狗窝"。据逄先知说:

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趋炎附势,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态度,他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

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会对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关锋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划下,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41〕

不过,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江田矛盾,应该还有更悠远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田所管辖的许多毛泽东的事务,与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设职原意,的确可能会发生摩擦。譬如毛泽东的稿费管理,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家庭中,当妻子的都会认为,那应该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又如毛泽东交女友,中央任命江青当生活秘书,不排除是对毛的"性自由"的一种约束,但田的介入,难免会伤害一个合法的妻子的感情。

另外,田曾经当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语文老师。而据叶永烈描述,这对年龄相仿的"师徒"关系不错:

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42〕

而这对师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看不惯江青。据说,这位与"母后"接触并不多的"太子",曾出言尖锐地斥责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