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的女儿 [图文]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级、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经由过程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直系军人曹锟贿选总统事宜,一向是后人抨击北洋军阀乱政的最有力的证据。然则在人们关注总统选举合法性的时刻,却疏忽了对曹锟被选之后总统生涯的懂得与评价。作为一个布衣出身,粗通文墨的赳赳武夫,时年已过六旬的大总统曹锟执政能力若何?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呢?

曹锟上台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公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支持国会制宪是曹锟在贿选之前与国会多半派杀青的协议。曹果真没有食言,在10月10日国庆节就职当天,也就是宪法经由过程后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颁行宪法,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划上了一个美满的句号。

单就内容而言,这部宪法重视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轨制实践经验的汲取,特别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守联邦轨制道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测验考试构建中心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表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有学者认为:“但就该宪法本身而言,它综合表现了西方近代宪法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

在政体运作方面,依照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是以国务院(内阁)作为行政中枢,国务总理(辅弼)作为行政首长,经由过程国务会议处理重要国务,对国会负其责任。所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虽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并非实际的行政首长。

不过,因为临时约法在责任内阁轨制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政体系体例度从一开始运作就艰苦重重,经常激发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冲突,此前北京政府引导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概莫能外。

然而,曹锟却是一个例外。他在登上总统宝座今后,并没有执着于大权在握,而是按照责任内阁轨制的规定,付与总理相当大的行政实权。曹在一年任期内先后录用过四任国务总理(代总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府院和平共处,息事宁人。此间内阁的倒台往往都是派系党争的结果。

议会政治在北洋时期命运多舛,第一届民国国会先后两次遭到不法闭幕。1922年8月,恰是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支持下,国会得以第二次复会。此次国会复会后存在时间最长,历时二年多。总的来说,此时国会因为内部派系争斗赓续,已经出现出衰亡的迹象。

然则在曹锟执政时代,国会仍然以临时会议形式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功能。而曹锟也比较尊重国会的立法权,即使是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国会产生意见不合,一般也只是采取协商方法,并在需要时作出妥协与让步。

1924年元旦,斟酌到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曹锟政府还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在4月中旬举行初选,5月中旬举行复选。民初宪政最后的不幸中断,主如果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第二次直奉战斗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有时性。

否则以曹锟等直系人物坚持宪政轨制的政治立场,宪政体系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勉强保持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中国过渡到初级或有限多元政治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曹锟在外交事务上,特别是在中苏关于外蒙问题谈判中的表现,异常值得一提。苏俄在成立后不久,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合同,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一切特权。然则跟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在外蒙问题上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主权,致使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逗留。

曹锟被选总统后,急速录用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在经历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的赞成,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 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协定纲目草案。

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目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北京政府在获悉草案内容后异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授权,属于严重的失职。

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否决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很快赞成了内阁的意见,并命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急速招致苏方的强烈否决,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假如中国政府不在48小时内接收本来的协议,那么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然则曹锟不为所动,果断地支持顾维钧的准确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中苏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直系大将吴佩孚相似的是,曹锟也是一个支持中心集权的武力统一论者。然则因为实力不逮,以及忙于对奉系张作霖的备战,他对当时日益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只能持容忍立场,放任其自流,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成长。

联省自治运动高潮期正好出现在曹锟执政时代,当时“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国民积极运动制宪,联省自治运动获得了极快的成长,为现代中国国体变革供给了丰富的轨制实践经验。

此外,曹锟对专业人才亦相当重视与尊重。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否决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录用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导,但他恢巨大度,肚量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

北洋时代另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鄙弃,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常识才干穷困,然则弗成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宁神地交给有经验有常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行其是”。

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从曹锟的各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迥然不合。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独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法却是比较温和,也愿意接收民初的宪政体系体例。

正如他在被选宣言上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基本,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 ”虽然曹本人并不一定真正清楚明了宪政法治的要义,然则至少在短暂的一年任期内,他照样基本遵守了自己被选时的诺言,这一点是后人在对其作历史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