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名家书法赏析解读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满清王朝岌岌可危,民众自发要求改变国家命运的愿望高涨。青年学子纷纷远渡欧美、日本等国求学。西学东渐大势所趋,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与文化艺术,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西文化在清末民初发生了极大的碰撞。
无论是追求革命的仁人志士,还是学界耋宿、社会贤达、遗老遗少,他们大都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书法的认同、热爱、思变却是相同的,并卓然出现诸多书法大家。
一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封建专制在这个时期推向了最高峰,对文人思想的控制甚而有加、万马齐喑。
康、雍、乾三朝,编撰古籍的同时又大量禁毁古籍,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汉人的文化传统。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学界普遍认为便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臣民政策的客观产物。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直抒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被杀身灭族的危险。
学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用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深入探求《尔雅》、《说文》、十三经、四史、诸子古籍。
乾隆时期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空前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更是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
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據古录金文》、《愙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
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发现,金石学研究范围又进一步到甲骨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上述金石学的众多著作,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无疑也使书法本体的创作也呈现出更多的风貌。
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者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晚清书坛的发展主流。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是晚清最重要的书法专著,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书风。
从问世起,它就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达到了尽情尽性、璀灿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中的一大景观。
明末书坛如朱聋、傅山、王铎等人放浪笔墨、狂放不羁的风气在清代进一步延伸,这一点在 扬州八怪的身上更加明显。虽然姜宸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循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
馆阁体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特指楷书而言,它强调共性、规范。
弊病是使得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流于媚俗。而馆阁体正是当时科举之正途,其实很多不喜欢帖学的人正是对馆阁体书法的棒喝和反思。碑帖之争很多人把尊碑抑帖算到康有为的头上,其实即使康氏本人也并非纯任碑体。
他在《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就明确地说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清末民初,国事凋落,康氏多次提到变者,天也,很多地方显然是他含沙射影的政治主张,他的思想也正是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因而被大力宣扬。
二
乾、道年间的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历任编修、监察御史,江、浙、闽、粤等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还做过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
鸦片战争时,他力主禁烟,积极抵抗英军入侵,深得民众拥戴。后遭打击,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九年以病辞职回籍。次年,卒于赴桂任途中。著有政书、文钞、诗抄多种传世。
在他辞世后,梁章钜《楹联丛话》:少穆最工作小楷??。李元度《国朝先生事略》:公书具体欧阳。读其书作,笔力劲险,结字森森焉若武库矛戟,严阵有法。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
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年间,加侍读学士衔,后乞假归田。好古文字,且称于阮元,与诸城李樟煜,海盐吴世芬,江苏潘祖荫、吴大澂,福山王懿荣等交往大深,书信往还几无虚日。
他搜集的三代鼎彝、秦汉匋器、玺印诏版、魏晋南北朝造像、墓志甚夥。所藏毛公鼎为海内之冠,因藏有十钟,书斋名十钟山房,又藏秦汉印近万枚,名其居万印楼。
书法以颜楷入钟鼎文字,稚拙而不失庄重,笔画两头用力,浑厚腴润,绵里裹针,自有面目。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小字凤笙。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工部尚书等。
因出身于名门,世代高官厚爵,家藏碑版拓本、名家书画极丰。自幼庭训甚严,见多识广,有较高收藏鉴赏能力。其书法胎息二王,又旁参明清大家法书。用笔流畅自然,绝弃矫揉造作之态,亦称得上天骨秀成、风神自在的佳构。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避清穆宗讳改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别号白云山樵、愙斋、郑龛、白云病叟等。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职。
曾参左宗棠西行大营,在吉林协助铭安练兵,并参与中俄边界与中日订约之交涉。平生颇留心古器物搜集与研讨。尤其是对日甲午海战失败后,归隐山林,醉心于金石考古。
著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马宗霍《霋岳楼笔谈》:愙斋好集古,所得器最多,手自摹拓,而下笔却无一毫古意,其篆书整齐如算子,绝不足观。
虽书法向来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马氏一家之言也非为定论,但愙斋经眼之器物或拓片,不知多少,何以如此以小篆之笔意写大篆?令人深思。
上述四位均未活到民国,林则徐并不以书名世,但它为官正直清廉,若书法以人品、学品、书品综合而论,林则徐满纸正气,让人肃然起敬。
据笔者所知,近二十年,山东潍坊主持召开的陈介祺研讨会有两次,还有一次是西冷印社协办,并以社刊名义出版了陈介祺研究专集,专辑中研究吴昌硕的相关著述中也多次提到缶翁生前常去苏州,每次都要去拜见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前贤。
在众多名山大川、庙宇古刹,也会发现有愙斋吴大澂的题词,书法之端严静穆或许才是愙斋的向往。
三
樊增祥(1846-1931),字云门,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清光绪丁丑(1877)翰林。官江宁布政使。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人合著《清代学者像传》中有其跋款。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谓樊氏以北魏碑笔意入行书,线条方挺骏劲,行止自如,如利刃刮铁,横轻竖重的笔势对比增加了结构的立体空间感。应该是对樊增祥书法最直接的评价。
陈衍(1856-1937),字石遗,福建侯官人。
光绪年间举人,曾官至学部主事。一生工于诗与诗学,著有《辽金元诗纪事》、《近代诗抄》、《石遗室释文集》、《朱弦词》、《诗话》等。他的诗学弟子很多,名声较大者如陈中凡(1888-1982)(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等任教),笔者年轻时常去南京北阴阳营38号晴晖山馆求教中凡先生,馆名四字即是陈衍先生所题,融合了《石门》、《张迁》神韵,庄严厚重。
石遗老人多以楷书笔意写行书,颇有独到之处。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谋,字古微,别署沤尹,晚号疆村。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清光绪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学政。汪精卫早年参加科举应试与后来学习诗词皆请益于此老。
辛亥革命后,朱氏在沪上作寓公,研究词学,颇多建树。著有《疆村丛书》、《湖州词徵》、《沦海遗音集》、《疆村词徵》等。1984年夏,我应山西省社科院之约撰《吴梅传略》,请益唐圭璋、钱南杨两位先生。
因吴梅曲学俞粟庐,词学得于朱古微,我得以拜读朱老不少遗墨。其书法初从颜真卿入手,后又学褚遂良。褚从临写王羲之始,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而朱古微学褚遂良并无这些流秀遒美、风韵翩翩的情调。
朱氏喜以中锋作侧势,墨重笔迟,行书中有楷书、草书,但协调妥帖,一气呵成,风神苍劲。
傅增湘(186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翰林,入民国后任教育总长,一生关心教育,乐于提携奖掖青年学子(如徐悲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初集》、《藏书题跋》等。据笔者所见,传世的傅氏书作多为尺牍,认真规整,用笔提按有度,结字平稳,很有书卷气。也有学人评他以大字楷书之法写小楷,这有何不可,字字笔笔有交代,无胡乱野俗习气,亦不失教育家风范。
丁佛言(1878-1930),名世绎,一字松游。山东黄县(今龙口)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立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占山东矿区。
1910年选为山东咨询局议员,1912年当选临时参议院议员,反对袁世凯称帝。离开政界后,曾任民国大学教授。1923年回故里研究古文字学、金石碑版。他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的基础上,详加朔源研讨,有新的发现,遂撰《说文古籀补》传世。
精于刻印,书法可称之为全能,大篆、小篆、隶书、楷行草各有特征。草书以气脉连贯,线条简练清劲,意气颇充盈。篆书气宇轩昂,结字准确,笔笔中锋,在同辈学者中为佼佼者。
四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他十四岁随父学篆刻,二十三岁从施旭臣学诗,二十六岁去杭州从俞樾受文字辞章之学,三十七岁去姑苏拜见杨岘、吴云等名家。
关于此老艺术方面的论述国内外研究颇丰,本文不多述及。
他是海派代表人物,在苏北做过一月的安东令(今涟水),其实并无功名。辛亥革命后,英美等国承认新政权。
当时蛰居沪上的原封疆大吏、部级官员,如李瑞清、沈曾植等人鼓吹鬻书画以自给,不与政府往来,即便洋人予以重金也不屑动笔。此种环境下,缶翁能弃绝遗老们的愚忠思想、言行,对国民政府也不做全盘排斥,照样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题字与古为徒;他不分门第,广收弟子。
如陈师曾、徐新周、赵古、赵云壑等近三十人,私淑弟子不计其数。日本的河井仙部、长尾中二人在其国内极负盛誉,来华后对缶老极为敬重;他不仅在艺术上个性鲜明、造诣极高,又能广结善缘,支持参与上海本地与外埠的艺事活动,并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对书画篆刻的发展推动甚巨。
吴隐(1867-1922),浙江绍兴人。
工书、画,善刻印,篆、隶骎骎入古,尤以拟汉隶《石门颂》为人称道;山水秀润有新意,能工笔花鸟,精制潜泉印泥。与缶翁交往繁频,1904年,他与丁仁、叶铭、王禔创设西冷印社于杭州西湖孤山,后人将其与丁、叶、王并称为西泠四君子。
赵叔孺(1874-1945),祖籍浙江鄞县人。因生于江苏镇江得名润祥。他少慧勤勉,年长又先后投李枚士、潘峄琴门下问学。他书擅四体,行楷出入赵孟?,偶作北魏拟赵之谦。
篆书写石鼓原貌,后学李阳冰、邓石如,皆佳妙。画则以马及花鸟为多。所画八骏,时有一马黄金十笏之称。治印精谨有高致,古玺汉印与元人朱文均渊雅合度。世间流传的书作多以类赵松雪书风的行书为最,细品之,大王、李邕,沉浸浓郁,随处发见,一洗馆阁陋习而独标清新。
当时上海已是国际通商名埠,东西方文化碰撞、磨合、交流的窗口。西学东渐之风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考验着传统文人的智慧和耐力。
此三老均寓居上海,其艺术上的发展与成就不仅是其个人与时代的一种反映,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和借鉴。
五
孙中山作为民国缔造者,敬称国父,他逝世后,全国机关、学校凡有礼堂者,常规范化的设置有先生遗像,两侧则为其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之声浪宛然在耳。其书法亦端庄方整,笔力强劲,墨意浓厚,有苏字遗韵。
黄兴(1874-1916)早逝,留下的多为行书楹联,毕竟是大将军,书风气势好,北碑笔意,雍容方整、金戈铁马,略带《始平公造像记》的强悍。
也有学人分析其书从颜、苏而来,似有一定渊源。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
1936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伍出身,但闲暇酷爱书法,擅隶书,山东泰山、蓬莱仙阁均有遗墨刻石,书风体正貌端。
蒋介石(1887-1975),楷书常有行书用笔,融合初唐虞、褚,结字紧凑,爽朗干练,兼含柳字风骨。
袁克文(1890-1932),字寒云。袁世凯次子。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反对其父称帝。
其为人倜傥风流,相传在北京六国饭店小酌后,让侍者拎住宣纸条幅上端,他左手托住下端,当场挥毫,笔墨淋漓,率意处也不失洒脱,彼时是有名的清末明初四公子之一。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
著名诗人。他与陈去病、高天梅于1909年11月13日发起成立南社,这是一个先进的文化团体,自该社成立以来,始终伴随着对书法的研究、创作。李海珉《南社书坛点将录》谓柳公书柳氏书法不倚门户,直抒胸臆,自成一格。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为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弟子。归国后发表《乡村教育宣言》,创晓庄师范、安徽中学。
他的书法从颜字出,内容多为宣扬他的教育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赴美留学也在杜威门下。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讨论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很大。
他还以毛笔书法形式写新诗,当是书法史上的创举。有学人认为胡适书法渊源于魏碑,追求清新秀劲之美。四凶垮台后,国内有人率先研究胡适,以大量翔实材料,还原了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胡适。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905年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过从甚密,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返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
虽不以书名世,鉴于社会地位,题字题词传世较多。笔者见到此老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显示帖学底蕴,堪称精美。
来源:东方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