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上海生死劫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小分队"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倒霉。因为我没有与政府作过对,我在壳牌公司做事,那个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存在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问:您能不能讲一讲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电影厂的,是在她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当时在上海、北京、西安都办了电影学校,他们到各处招生。梅萍在中学就经常演戏,所以就被选中去了电影学校。她在电影学校学习了三、四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她也拍过一些电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结合,她参加了小分队到农村演出,她去了山东。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梅平他们都回来了,参加电影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开始,她没事,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就抄家了。因我是经理助理,把我算成资产阶级。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参加运动。被抄家以后,就不准我离开家了。

只能留在房子里,一个佣人陪著我,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郑梅平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抄。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

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