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关于于会泳

于会泳死了大概有二十年了,现在没有人提起他。年轻人大都不知道有过这个人。但是提起十年浩劫,提起“革命样板戏”,不提他是不行的。写戏曲史,不能把他“跳”过去,不能说他根本没有存在过——戏曲史不论怎么写,总不能对这十年只字不提,只是几张白纸。于会泳从一个文工团演奏员、音乐学院教研室主任,几年工夫爬到文化部长,则其人必有“过人”之处。

于会泳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他的看法。他曾经领导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是抓特务的,阎肃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会泳当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在宾馆里作报告,于会泳非常严肃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弄得大家都很尴尬。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他却提到了原则高度。这个人翻脸不认人,和他开不得半句玩笑。这是个不讲人情的人。

把文化部说成是“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持这种看法的人,现在还有。

于会泳是搞音乐的。平心而论,他对戏曲音乐唱腔是有贡献的。他把地方戏曲、曲艺的腔吸收进京剧。他对地方戏、曲艺的确下过一番功夫,据说他曾分析过几十种地方戏、曲艺,积累了很多音乐素材,把它吸收进来,并与京剧的西皮、二黄融合在一起,使京剧的音乐语言大大丰富了。听起来很新鲜,不别扭。

“音乐布局”是于会泳关于京剧唱腔的一个较新的概念。他之受知于江青,就是在江青在上海定《沙家浜》为样板时,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沙家浜”的音乐布局》的文章。“样板”当时还未被人承认,于会泳这篇文章正是她所需要的。文章言之成理,她很欣赏。

于会泳设计唱腔还有一个特点,即同时把唱法(他叫做“润腔手段”)也设计出来。在演员唱不好时,他就自己示范(他能唱,而且小嗓很好)。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在唱腔、音乐上的一些经验,还值得今天搞京剧音乐的同志借鉴、吸收。(文章有删节)

附:汪曾祺:“解放”

李耳

1961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崔道怡收到一篇署名为“汪曾祺”的来稿,题目是《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读罢,不禁眼睛一亮。

同事张兆和对他说:“曾祺是沈从文(张兆和的丈夫)的学生,文笔很好。最好找画家黄永玉做插图。”

很快,《羊舍一夕》就刊登在《人民文学》上。

这是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后,第一次发表小说。距离他发表小说处女作,过去了21年时光;距离他再次发表小说《受戒》,尚有十余年光阴。

其间,他所做的一件事是,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编剧定稿。

为样板戏尽一点力

在《我的“解放”》一文中,汪曾祺回忆起这段历史——

“我的'解放’很富于戏剧性,是江青下的命令。江青知道我,是因为《芦荡火种》。这出戏彩排的时候,她问陪她看戏的导演(也是剧团团长)萧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她看戏,导演都得陪着,好随时记住她的'指示’。其时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夏天。”

传记作家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

“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80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1998年6月19日采访)

“1963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芦荡火种》几经改写,定名为《沙家浜》。

此时,汪曾祺又被指定参加京剧《红岩》的改编。“1964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汪曾祺《我的“解放”》)

1966年春节前,江青人在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打电话,叫他带汪曾祺和阎肃到上海去。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

“她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我的“解放”》)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赶编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提纲出来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同上)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

北京京剧团的领导都被揪了出来,汪曾祺也被揪了出来。

他们被关进了“牛棚”,学《毛选》,交待问题,劳动。

1968年4月27日,文化部“联络员”李英儒叫汪曾祺过去,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

汪曾祺回到牛棚。

不一会儿,李英儒又派人来,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5分钟就行了。”

曾祺刚走了几步,李英儒又把他叫回去:“不用5分钟,3分钟就行了!”

汪曾祺《我的“解放”》对此回忆说:“过不一会,群众已经集合起来。3分钟,说什么?除了承认错误,我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毕竟是书生

汪曾祺的“解放”,显然出自江青的授意。当晚,他就接到观看《山城旭日》的邀请,坐在江青身边。

江青欣赏汪曾祺的才气。

1963年冬天,江青到上海看戏,带回两个沪剧剧本,一个《芦荡火种》,一个《革命自有后来人》,准备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认购”了《芦荡火种》;《革命自有后来人》归了中国京剧院,后改编为《红灯记》。

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称:“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扮演者,编者注)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1998年6月22日采访)”

当时,江青主抓样板戏,有一个“十年磨一戏”的思想。而汪曾祺有旧学底子,精于炼词炼句。他在样板戏改编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锤炼词句。

他本人回忆说:“我们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意见,改了(《沙家浜》)第三稿。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审查通过,并定为'样板’。'样板戏’这个叫法,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1970年5月,《沙家浜》定本,在《红旗》杂志发表。

“很多同志对'样板戏’的'定本’有兴趣,问我是怎样一个情形。是这样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我记得是安徽厅)。上面摆了一排桌子,坐的是江青、姚文元、叶群(可能还有别的人,我记不清了)。对面一溜长桌,坐着剧团的演员和我。

每人面前一个大字的剧本。后面是她的样板团的一群'文艺战士’。由剧团演员一句一句轮流读剧本。读到一定段落,江青说:'这里要改一下。’当时就得改出来。这简直是'廷对’。她听了,说:'可以’。这就算'应对称旨’。这号活儿,没有一点捷才,还真应付不了。”

3天后,即5月19日晚10点30分,江青的秘书通知汪曾祺准备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汪曾祺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杨毓珉)去?”军代表睁大了眼睛:“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吗?”

1970年5月21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事后,在新华社播发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

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引用杨毓珉的话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1998年7月6日采访)”

“四人帮”倒台了。

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组正式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审查拖了两年多,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谁让他上过天安门,谁让他还在一次会上建议为江青喊三声“乌拉”呢?不谙政治的汪曾祺,毕竟是书生。

◆名词解释:样板戏

“样板”一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一篇赞美京剧《红灯记》的短评中。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在江青直接领导之下创演'样板戏’的剧团成了'样板团’。'样板团’的'战士’待遇很特殊,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穿样板服,夏天、春秋天各一套,银灰色的确凉,冬天还发一身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亲自定的。”(汪曾祺语)

从“文革”发动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结束,“样板戏”与“文革”相始终,时间约为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