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的子女简介】 罗青长六个儿子简历背景 罗青长儿子罗援简介
主要内容：罗青长的子女简介，罗青长,1918年生,四川苍溪人;初中一年级文化。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长子罗援,次子罗挺,老三罗抗,老四罗振,老五罗挥,老六罗扬。罗青长的儿子罗援,目前担任军事科学研究院主任(少将);罗挺为海军少将;罗振为纽约华荣集团总经理,美国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6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从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中央军委联络部,前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
“地下”工作:打入胡宗南部
罗青长的“地下”工作始于西安。1938年底,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实则负责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次年,罗青长打入胡宗南部,在被国民党称为“大特务头子”的吴德峰领导下,从事西安地下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罗青长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地下”潜伏了3年。
罗青长曾对罗援提到,有次由于形势所迫,罗青长需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险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险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则成了他的“护身符”。
人物轶事
16岁过雪山草地，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1931年至1934年在家乡苍溪中学学习时，便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苍溪是红色革命的基地，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四川苍溪，16岁的罗青长等23名小伙伴一起加入红军的行列。这23名一同参加红军的小伙伴，到全国解放时，幸存下来的只有罗青长一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作战的第一枪，罗青长告别故里，跟随队伍开始长征。也许是长征的经历太刻骨铭心了，时隔60年后，在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已经78岁高龄的罗青长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文章，回忆当年长征的经历。
红军驻扎在大金川时，罗青长任武工队队长。一次与少年先锋队指挥部的熊作芳一起去联络被敌人围困在崇化县照壁山一座喇嘛寺中的妇女独立连，当他们赶到喇嘛寺时，只见残垣破壁、余烬未熄，30余名红军女战士全部被敌人枪杀。其中有一个罗青长认识的达县籍女战士高丽生，是个中学生，年仅16岁，牺牲时仍紧握手榴弹，怒目圆睁。此情此景给罗青长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长途跋涉使年轻的罗青长疲惫不堪，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在草地暂时休息后，他懵懵懂懂地跟着部队出发了。走到半路才发觉枪丢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见干部大队指导员傅崇碧同志帮他扛着枪，他严肃而又和蔼地对罗青长说：“罗青长，死人也要守着四块板板么！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 ”
“当时，我又羞愧又感激，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罗青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每一次都有一些红军战士长眠在那里。有一个小战士，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
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罗青长的耳边，一直在激励着他，鞭策着他。
从1938年开始，罗青长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的身份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负责联络我党在西安的有关情报关系，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动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罗青长第一次受到严格的情报保卫训练。4个月的学习给他的情报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的社会部副部长陈刚的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不该知的即不求知，不该说的即不说，不该交往的即不交往。”
从枣园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被派往西安，从地上转入地下，公开身份是杨虎城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
在敌后工作充满惊险，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罗援听父亲跟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文件箱里，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后来，这个地下党员思想发生了动摇，说保密箱放在他们家里，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催促罗青长尽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险，也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等着和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联络员也没有来。这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穿着的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于是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
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后来，这个保密箱作为历史见证，由罗青长捐赠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
情报部门显身手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对我党的情报工作甚是赞许，说，“我们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无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员。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当时毛主席给自己化名叫李得胜，周恩来给自己化名叫胡必成。“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得胜，一个叫必成，寓意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罗援说，“这既是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也是对情报工作有着充分的信心。”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阴谋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
总理嘱托系半生
自从进入隐蔽战线，罗青长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他又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让罗青长受益匪浅。在罗援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世，父亲都受到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文章，当即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为了台湾问题，总理用颤巍巍的手连写四个‘托’字，一方面表明了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我父亲的高度信任。”罗援回忆说。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当工作人员请示到政治局时，“四人帮”还没起床，迟迟没有答复。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见谁，不用请示！”
罗青长赶到医院时，总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罗青长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当他听完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出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当他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按照总理的遗愿，他和总理的两位卫士将总理的骨灰撒进江河湖海。
“对于总理的嘱托，父亲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罗援说。
1960年，总理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给张学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书，托人转交张将军。第二次转交，张将军终于看到了。捎信人阎明光带回了张将军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
终为潘汉年平反
上世纪90年代，罗青长开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经历。罗援说，父亲虽然已经是耄耋老人，但是对于往昔的人与事仍然记忆清晰。他在回忆时还会经常提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情报“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以及谢士炎等“北平五烈士”。
“父亲非常清楚，他们为中共情报系统作出的贡献非同寻常，情报工作性质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误解，甚至遭受冤屈，他在痛心之余，也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为他们奔走。”罗援说，“为了给潘汉年平反，父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然而也就是这一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场冤假错案之中。
按照周总理要求，由李克农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其他两名同志组成三人调查小组。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四是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然而，在当时“左”风越来越盛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也就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