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报刊实践活动 中国新闻传播史(80)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抗日救亡运动磨练造就了一批民主进步报刊和优秀的爱国报人,邹韬奋和他主持的《生活》周刊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一生主办过6刊回报,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 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1926年10月,韬奋接手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生活》周刊,正式开始了他少年时就向往的新闻记者生涯。《生活》创刊于1925年,它的宗旨是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韬奋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出发,努力通过性活》“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期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实现“实业的振兴” 和“政治的清明”。

韬奋从纯正的办报目的出发,他不断改进《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增设了《读者信箱》和《小言论》等专栏,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讨论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再加上注意编排形式的新颖和照片插图的配制,使《生活》愈来愈受读者的欢迎。

接办三四年后,《生活》发行数就由初时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4万、8万份。

在此期间,《生活》曾揭露痛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之类贪官污吏剥削挥霍民脂民膏的丑行,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暴行。这样,《生活》渐渐转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以讨论社会政治时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粉碎了韬奋改良主义的幻想,民族危机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读者的推动和朋友们的集体讨论下,1932年上半年,他在《生活》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标志办刊方针重大转变的文章,此后,《生活》表现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韬奋一面用笔杆唤醒读者大众共起抗日,一面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他几次主持以生活周刊社名义发起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一二八”湘沪抗战,《生活》全力支持爱国军民的英勇战斗,出版《紧急临时增刊》、号外、画刊,及时报道评论战况,韬奋和《生活》同事们还积极参加后方服务,为前线征集军用品,捐款开办伤兵医院。《生活》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1931年底《生活》发行每期增至12万份,一年后又猛增到15.5万份以上,打破了当时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蒋介石国民党把《生活》视为眼中钉,先是多方设法企图收买韬奋,要他改变态度,还示意要派人进人生活周刊社,“指导” 言论。这些做法遭到韬奋义正词严的拒绝后,他们改而采用强压手段,1932年7月密令禁止邮寄《生活》。10月,韬奋依靠读者集资筹办的《生活日报》,由于环境的险恶而被扼死腹中。1933年初,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亦被列人黑名单,被迫于7月“出国暂避”。同年底,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 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早在一年多前韬奋就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坚定宣告:“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与读者从实际方面努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生活》出至8卷50期停刊,共出版417期。

韬奋流亡国外两年中,考察了英、法。德、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耳闻目睹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认真钻研了马列主义的有关着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解决了他出国时所带的两大问题: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他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今后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还认定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撰写海外见闻通讯,先后在《生活》、《新生》、《世界知识》上发表,后来集印成《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共57万多字。这批国外通讯不仅内容充实,材料真确,爱憎鲜明,而且文笔生动,明快有力,有时情景交融,有时议论风生,尤以热情洋溢和轻松幽默而吸引人,一时风行海内外。读者赞美它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

《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不到两个月,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杜重远任编辑兼发行人。它重新举起抗日的火炬,实际上是《生活》的继续。最高销数达10万份。1935年5月,《新生》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说到现阶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是日本军部借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品式的“古董”。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 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奴颜婢膝的国民党政府惟命是从,当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处主编社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国民党中央还电令其各级党部及新闻出版界,加紧查禁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这就是中日反动派合伙制造的“《新生》事件”。

韬奋在美国惊悉好友杜重远的不幸遭遇后,决定马上回国。1935年8月韬奋回上海,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他写的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标出了该刊的三大目标:“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

”“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全力报道,成为这个青年爱国运动的有力宣传者和组织者,每期发行量高达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查封。同年3月,韬奋被迫再次流亡香港。

6月,在香港创办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该报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标。他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两封来信,开展关于建立民族联合阵线问题的讨论,在日报正张上刊登了韬奋、陶行知等联名撰写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入呼吁停止内战,各党派联合抗日。

这就自觉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

《生活日报》是一张中型报,韬奋创造性地从形式到内容使它办出了特色:言论鲜明、短小精悍;新闻广泛、选材精审;注重编排的简明化和统一性;文字大众化。读者称赞它能紧密联系当前民族救亡的现实问题,“很有精彩”,“活泼明晰”。

香港一般大报日销最多五六千份,《生活日报》竟达2万多份。为了答谢众多读者的热情关怀,韬奋特地写了《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一文,描绘了理想的《生活日报》的宏伟蓝图,寄托了他对人民新闻事业发展前景的乐观和莫大希望,是一篇富有革命预见性的、科学的新闻学论着,影响深远。

考虑到香港办报距离内地较远,不便联系广大读者,7月31日《生活日报》出版 55天后自动停刊。8月迁上海,在复刊日报受阻情况下,韬奋只好将日报的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出版,为实现《生活日报》的目标继续奋斗。

这年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逮捕了韬奋和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7位“救国会” 的负责人。

在狱中8个月,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等着作,坚持用笔战斗。他总结20年来走过的道路,坚定地表示:“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

”“我要掮着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①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他主编《生活》系列报刊的丰富经验、办报思想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体现了我国人民新闻工作的优秀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鸽的”,使办刊方针逐渐由初期传播职业教育消息转向报道时事政治和社会新闻;由谈一般社会问题,进而关注政治改革问题,《生活》办成了“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利诱和迫害他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报刊一个被禁,再办一个,虽身受三次政治流亡,一次人狱,他从不灰心气馁,反而愈战愈勇,愈出愈精,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样高尚的办报方向和人格报格,是韬奋报刊活动赢得广大读者和社会信任的根本因素。

第二,发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一心把报刊办成读者的“好朋友”,时时处处服务读者。首先,在报刊内容上,尽力供给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最新“精神食粮”。他总结提出办好大众刊物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

” 这样,他带动《生活》周刊联系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中间的甚至落后的读者,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与时俱进,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其次,尽心竭智地处理好读者来信。

他创设“读者信箱”专栏,办成发表读者心声的园地,沟通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的桥梁。“九一人’后,读者来信由原来每年近万件猛增到3万件,他每件必复。虽然限于篇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的来信,他同样用“全副精神答复”。

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成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 这一名言影响至深。《生活》建立了一套读者卡片,写上读者姓名、地址和通信来往记录,经常保持和读者的联系,韬奋的一片热忱换来了读者的无限信任。许多读者把长期疑虑不决的问题,有关个人秘密的事情,甚至不愿告诉父母亲友,而宁愿写信给韬奋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对待读者来信的工作,反映了韬奋惊人的实际精神和细针密线的办事作风,更表现了他对“好朋友” 的一颗滚热的心。此外,在报刊的经营管理方面,他同样着眼于服务,“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

例如广告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人,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他一概拒绝刊登。他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成为《生活》事业起家和成功的传统精神之一。

第三,倡导创造的精神,办出报刊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韬奋总结《生活》周刊经验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 这样的刊物没有个性或特色,也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他一生办报从不模仿盲从,而是充满了不断创造和革新的活力,因而“生活” 系列报刊既各具特色,又呈现出依靠民众集资经营的,为大众谋利益的独立公正的人民报刊的鲜明个性。

第四,推崇“视事业如生命” 的傻子精神。韬奋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 他自接手《生活》起,和几个“患难朋友”傻子似的抱着“不求个人发财,只求事业发展”的心愿,拼命赚钱、用钱,但不是做个人或团体的“守财奴”,全是为着事业的发展。韬奋鄙弃把新闻工作当做“做官的阶石”,而愿“终生在这事业上为社会努力”,他把新闻事业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一心扑在上面,“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他说:“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于不好。” 他热忱倡导公而忘私的傻子精神说:“在中国??这样危迫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数‘傻子的勇敢’广 韬奋在黑暗的旧中国,为创办代表大众利益的报刊呕心沥血、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确实体现了“傻子的勇敢”!这种傻子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新闻事业奉献,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