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的结局 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结局如何
1933年9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瑞金来了一位高个子、蓝眼金发的30多岁洋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
1933年秋天,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欢迎布劳恩的政治局和中央政府联席会议上向大家介绍道:“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一律用华语称呼‘李德’同志,不得泄露他的顾问身份和原名。”
“纸上谈兵”博信任
李德到来之时,恰逢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不懂军事的博古指望这位“洋顾问”能帮助他打赢这场战争。
刚来瑞金的李德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根据他所看到的有关中央苏区的材料,在中共高级领导人面前充分展示了能言善辩的本领和善于归纳总结的能力。
当博古准备向他介绍中央苏区情况时,李德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他十分详细地谈起中央苏区和其他几块根据地的情况,着实让博古、张闻天等人大为吃惊。针对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情况,李德分析道:敌军几次围剿的失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兵力不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策略不符合有组织的游击战的新条件。敌人排成漫长的行列,在大部分是丛山的地区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更不用说有堡垒了。这样,就使敌人常常受到突然的打击而找不到反击的目标。又由于敌人军事首领之间争权夺利,缺乏相互支援,从而导致单个乃至整师整团地陷入红军包围之中遭到歼灭。可是,红军的这一种战略,只能是伤敌人的一两个手指,而不能置其于死地,因此敌人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得以重新对苏区进行围剿,而且兵力一次比一次多。
李德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两手一挥:敌人不是以堡垒战术来进犯苏区吗?那我们就以革命的红色堡垒对付反革命的白色堡垒,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听了李德的谈话,博古等人连连点头。博古没想到,李德不仅对中央苏区,而且对中国其他苏区和游击区也有如此细致的了解,对几次反围剿发表如此“精辟”的见解。博古完全忘记了“纸上谈兵”的经典故事。
本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李德的职权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作为没有指挥权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是,博古等人在听了李德一番高谈阔论后,早把共产国际指示放在了脑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宣布:“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红军的指挥大权,就这样落在了李德手中。
不懂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研究中国内战实际情况的李德,凭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条条框框,教条式发号施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付蒋介石的围剿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对敌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要“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
在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挂着几张地图,当时红军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较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方向都不准。每当李德接到敌我态势的电报以后,就围着地图绕着圈子,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用尺子比量着,然后就口述他的意图,让伍修权起草电文,转给负责军事作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签发下达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部署,连哨兵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一个碉堡配置在什么地方,他都作了规定。李德的“地图作业”,使红军吃了不少苦头。
对前方情况颇为了解的周恩来、朱德很不赞成李德的“地图指挥”,他们对博古等人说,不能全听李德的,前方的情况随时都有变化,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给部队指挥员必要的机动权。对李德这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军委领导同志和各军团的多数负责人都表示不满,抵触情绪很大,但博古却十分器重李德。这使李德有恃无恐,不但不听取正确建议,反而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甚至罗织罪名,进行残酷迫害。
萧月华委曲求全
为了让35岁的李德更好地工作,博古决定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他将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找来:“交给你一个任务,给李德同志介绍个女朋友。”李坚贞表示为难,她知道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博古手一挥:“这是政治任务,你必须完成!”
李坚贞不敢怠慢,找了好几个,她们都不同意。李坚贞左思右想,想到了同乡萧月华。
萧月华1910年8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给人家当童养媳,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来到瑞金,在少共中央局当文书。她长得算不上漂亮,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活泼壮实,还爱打篮球,能歌善舞。当李坚贞动员她给李德做妻子时,她坚决不干。
对萧月华来说,李德是个外国人,双方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而且还比她大10岁。过了几天,李坚贞又找萧月华谈话:“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安排你同他结婚,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萧月华沉默不语。李坚贞又说,“月华,这是你对革命作出的一种特殊贡献,明白吗?”革命重于一切。萧月华终于含泪答应了下来。
李德自然欢喜。由博古主婚,李坚贞作为“娘家人”,将萧月华送入了“独立房子”。萧月华和李德的结合,纯粹是一桩政治婚姻。
错失反围剿胜利良机
黎川和广昌之战是李德到苏区后在博古支持下,指挥红军反击国民党围剿的两次重大战役。两战的相继失败,使中央苏区陷入相当不利的境地……
就在李德、博古发动的收复黎川之役屡屡受挫、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面临严峻形势之时,一桩突发的事变给李德、博古提供了本来可以打破敌人围剿的绝佳机会。
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
第十九路军自上海“一·二八”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并联合共产党走共同抗日反蒋的道路。10月26日,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国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
蒋介石后院起火,不得不把围剿中央红军的主力调回讨伐蒋光鼐、蔡廷锴,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压力顿时减轻。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也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朱德、彭德怀也有同样的建议。但是李德、博古依然奉行“左”的一套,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声称蔡廷锴、蒋光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些反革命的国民党将领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要“最严厉地、最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
由于博古、李德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正确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结果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后,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围剿。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
1934年2月,蒋介石重新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紧缩包围圈向中央苏区挺进。从此,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敌人接连攻克黎川、广昌等战略要地后,目标直指中央根据地的中心——瑞金。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李德、博古实行单纯防御路线而最终失败。
长征途中认识错误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转移之初,李德、博古强令中央红军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激烈斗争,拒绝了他们的错误主张,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由此红军突破乌江,攻克遵义,避免了全军覆没。
1935年1月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14日,周恩来派人到李德住地通知他于次日早晨去红军总司令部,“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过去参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会议,从来都是“恭请出席”和“莅临指导”,唯独这次强调是让他“列席”,他一听十分恼火。15日早饭后,李德在翻译伍修权陪同下,窝着一肚子的火来到会场。李德通常参加会议时,总是和博古坐在一起,踞于中心位置,这天却不然,博古已和周恩来、朱德以及毛泽东、洛甫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四周,而桌子后面的位置已被早他一步进会场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及几位红军将领占去了,只在会场边入口处,给他和伍修权各留了一个空座位。李德意识到,他已被排斥靠边站了。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分裂中央,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纵队不得不连夜紧急转移。当时与中央军委纵队一起行动的还有红军大学的学员,李德也在转移的学员队伍中。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等人都是追随张国焘的干将。转移途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派一队骑兵追来,李特也极力阻止北上,大喊:“不要跟毛泽东他们走,跟他们走没有前途!”李德见状非常愤怒,他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要拉他去见毛泽东——现在的李德已经认为毛泽东是中共“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李特不去,李德挥舞着拳头喝道:“你必须去,一定要去!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那时敢于以这种方式和李特对抗的只有李德。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开后,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还抽出两匹马给他,一匹让他乘坐,一匹给他驮行李、文件和书籍。李德成为唯一一位与中央红军一起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
婚姻亮起红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充分发挥李德的长处,先让他帮助训练骑兵,后分配他到由林彪任校长的新建的红军大学讲授战役学和战术课。
李德、萧月华夫妇住进延安凤凰山麓的一座窑洞里,这座窑洞依然是中央机关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不久,萧月华生了一个男孩,李德高兴地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布萧德华”,意思是他和萧月华爱情的结晶。但萧月华说这名字绕口,不好叫,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宁宁”。
李德喜得贵子,长征过来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夫妇都来祝贺。毛泽东也派贺子珍送上了礼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前来看望。李德深受感动,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人忠诚厚道。虽然我曾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过伤害,但他们不计前嫌,还是这么关心我、爱护我。要是蒋介石,早把我摒弃或者遣送回国了。”
李德和萧月华这对异国夫妇,在延安的这种琴瑟和谐的生活维持了不到一年,便发生变故。
组织上派萧月华到抗大住校学习,这样一来,她只能星期六回家。李德感到孤独,常常独自在延河边散步。一天黄昏,他跟从上海来延安的歌唱演员李丽莲邂逅。不久李德便和李丽莲结了婚。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信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李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急忙收拾东西,然后骑马直奔机场。原来一个月前,周恩来骑马去党校作报告,因坐骑受惊从马上摔下,造成右肘部粉碎性骨折。苏联派飞机到新疆迪化接周恩来赴苏疗伤(从延安到迪化乘蒋介石的专机)。正好,共产国际来电召回李德,中共中央便决定让李德搭乘这架飞机飞回莫斯科。李德要求带妻子李丽莲一道走,但因没有护照签证未得到批准。李德长达6年的中国之行就此画上句号。
李德在苏联平静地度过了15年。1953年斯大林逝世,翌年,李德获准离开莫斯科,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