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中绑架事件 绑架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前,韩国政府“过去事件真相究明委员会”发表了关于34年前民主化运动领袖金大中在日本东京遭绑架事件的调查报告书,首次承认事件为当时的韩情治机关“中央情报部”(KCIA)策划的有组织的暴行,表示“深深的遗憾”。

其实,调查工作本身在去年夏天便大功告成,因担心结果公布后日方会要求道歉,结果的公开曾遭到韩外交部门的顽强抵抗。出于对日方“接受心理”的顾虑,韩方在对外公布前夕,特意私下向日本政府通报了有关结果,以求得日方的“理解”。对此,日方反应强烈:25日,外务省副大臣召见韩驻日大使,对韩方表示“遗憾”;各大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在要求韩方彻底公开事实并道歉的同时,呼吁日政府引渡犯罪嫌疑者。

1973年8月8日,光天化日之下,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著名反体制活动家金大中从下榻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Grand Palace饭店被KCIA特工绑架,5天后,在汉城的家中被解救时已是伤痕累累。

对日本来说,如此赤裸裸的主权侵害,事实上已构成外交事件,是可忍,孰不可忍,警方旋即展开调查。从现场检出被认为是KCIA要员、时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的指纹等证据来看,韩情治机关参与的嫌疑浓厚。日方向韩方讨说法,并要求有关嫌疑人出面配合调查,但遭到韩方的严词拒绝——誓死不承认政府公权的介入,随后,嫌疑者也被安排回国。

斯时冷战正酣,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尽管朴正熙政权是军事独裁,但鉴于其与北朝鲜的艰难对峙,客观上成了日本列岛“反共的防波堤”。基于对自身地缘利益的权衡,日并不乐见其动摇,竭力避免日韩关系陷于对立。在这种大背景下,谋求事件的政治解决,力避其上升为外交问题,成了日本的最优先考量。

为此,两国政府于1973年11月和1975年7月曾两度交涉,不惜将国家犯罪、主权侵害的性质和责任暧昧化,硬是把盖子死死捂上,乃至对事件的调查、事实关系的澄清都不过是做样子给国民看的美丽的Pose而已:在事件早已“风化”,受害者金大中本人也已经从总统任上引退有年的今天,虽然东京的警视厅至今仍保留着旨在调查事件真相的“调查本部”的组织建构,但韩国政府去年2月解禁的外交密档却显示,当时赴东京“谢罪”的金钟泌首相,与田中角荣首相间,其实已达成了“终结调查”的妥协。

纵然是关涉国家主权的事体,也未尝不可以在政治家的碰杯中交易——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

但事件到底坐下了日韩两国战略互信缺失的祸根。196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虽然向韩国注入了巨额的经援,但两国却始终缺乏紧密的战略性联系;从冷战到后冷战,两国虽同属西方阵营,但对缓和地区矛盾、化解紧张贡献甚微。这既反映了东亚的牌局依然是大国坐庄的现实,同时也诠释着政治家私下的“政治解决”之不靠谱的道理。

不过,当人们陶醉于“历史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却不能不问一句:为什么尘封34年之久的历史悬案偏偏在今天重新浮出水面?毋庸讳言,这里自然有韩国从“军政”到“民政”成功转型而生发的公开性、透明性的一面,但在其背后,亦不乏现任总统卢武玄在即将到来的12月大选之前,通过暴露昔日军政权的旧恶而借机打击伺机夺权的保守在野党大国家党的用意。

而就此番公开的调查结果本身而言,虽然韩方承认了政府公权介入的事实,并承担了主权侵害的责任,但作为事件的焦点、最为关键的所谓总统(朴正熙)命令之存在与否及有无暗杀计划的问题,仍无明确结论,很难说是对过去的“清算”。对此,前总统金大中本人也表示不满。

不仅是韩方,日方的屁股也未必干净,其咎难辞: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有可能一开始就知道绑架计划,却未加阻止;而且,事后与韩方达成的终结调查的妥协有明显的“交易”色彩,板子只打韩方未必公平。

金大中事件发生于1970年代,同一时期,还发生了朝鲜频繁绑架日本人质的事件,无一不是发生于冷战时期的骇人听闻的国家犯罪。这些历史悬案之所以被长期搁置,得不到彻底解决,与有关国家把历史问题政治化,总试图从战略层面谋求政治、外交性解决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尘归尘,土归土,还历史以本来的客观,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是东亚社会能否放下历史的包袱,走向开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