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蒋介石 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胡适金刚怒目的另一面
经济观察报 林建刚/文 在20世纪的历史人物中,胡适的年谱算是比较多的了。台湾版的有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大陆版的有耿云志编的《胡适年谱》与曹伯言、季维龙编的《胡适年谱》。后两部虽然晚出,但在翔实程度上依然比不过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此书有十册,出版于1980年代,出版时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内容。毕竟,当时的台湾社会,还处于威权时代,出版时还有颇多禁忌,而且当时与胡适密切来往的人大多还活着,出版者为尊者讳,也删去了胡适对许多人的负面评价。因此,虽然说这部年谱长编初稿奠定了胡适研究的基础,但在还原真实的胡适方面,依然有一定的缺憾。所幸,今年六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在台湾出版,补充上了原稿中被删节的内容,填补了这一缺憾。
下面一些内容,是笔者在补编中看到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是没有刊登的。
点评张其昀、钱穆
1957年11月4日,胡适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一开始坚辞不就。不过到了12月之后,在病中的他又改变初衷,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命。原因何在?
这里的一个直接原因,乃是受张其昀暗中拉选票的刺激。当时,为了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其昀暗中拉拢了包括梅贻琦在内的一批人。如果胡适不担任院长,院长一职极有可能就是张其昀的了。而在胡适眼中,张其昀能不能捍卫研究院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是很有疑问的。有一件关于张其昀的小事就很能说明问题。1955年7月27日,雷震给胡适写信说了张其昀的一件小事,他说:
蒋经国之子蒋孝文,考高中毕业奖学金,分数只有161分,而高中毕业奖学金录取标准为210分,蒋生当然不及格,张其昀在考试委员会上提出,希望通过,大家讨论甚久,陈雪屏谓此事授权教部决定,梁实秋谓本会系教部设立的,我们无权可授,讨论甚久,无人主张通过,明知这是违反考试的。
有人甚至说总统孙子要出国,办法甚多,不必走考试这一条路。这一条路不能玩假的。最后请教育部自行决定。会毕已下午五时许(七月九日),张部长硬将蒋孝文放入考取名单(末尾数第三人)。
作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为讨好蒋经国,张其昀竟然让蒋孝文违规获得奖学金,一旦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讨好蒋介石,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对张其昀暗中拉选票的行事作风,胡适也不以为然。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等胡适的朋友们所创立的研究机构,向来奉行学术独立的原则,为了捍卫学术尊严,也为了对得起老朋友,胡适最终就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能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1957年12月15日胡适给赵元任的一封信。在编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胡颂平也披露了这封信,不过为尊者讳,有人对这封信做了手脚,刻意删去了涉及张其昀拉选票的一百多个字。大陆版的《胡适全集》与《胡适书信集》完全是根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收的内容来编辑出版的,自然也没有这一百多字,因此胡适为阻止张其昀当选院长毅然决定担任院长的铁证也就没有了。
补编中还多次涉及胡适对钱穆的评价。1958年,钱穆的弟子严耕望因为钱穆评选院士的问题,给胡适写过信。从补编中可以看到,胡适是对钱穆当选院士持开放态度。1958年12月29日,补编中写道:“今天为了提名钱穆为院士侯选人的事,有给朱家骅的短信。虽然这封短信未录入,但从补编中看出,第二天,在跟姚从吾谈论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时,胡适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处。
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胡适这话,明显是在为钱穆说话,当时“中央研究院有不少人有派系观念,对钱穆有成见。虽然在有关“老子、孔子孰先孰后的学术问题上,胡适与钱穆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钱穆当选院士这一问题上,胡适倒是本着学术独立的原则,对钱穆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虽然在学术上胡适可以对钱穆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不过,对钱穆这一时期在权势面前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1959年5月16日,在跟台大侨生聊天时,胡适曾说:“你们谈的钱穆,他是会迎合香港、台湾两地当局的思想。这句话,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将文中的钱穆改成了“某人,明显是为尊者讳了。胡适为何对此时的钱穆有看法呢?原因在于钱穆在蒋介石非法三连任的态度上。
1959年,蒋介石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按照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最多六年,只能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到1960年3月期满,依法不能再做“总统”候选人。虽然一开始在接受采访时,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拥护宪法,然而,随着第二任任期即将结束,蒋介石企图继续做第三任“总统”。
当蒋介石知法犯法的时候,胡适犯言直谏,要求蒋介石明白宣誓不做第三任“总统”。也有些人察言观色,纷纷送上劝进表,为蒋介石非法三连任做舆论宣传。这其中,钱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与钱穆见过面。蒋介石问钱穆说:“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钱穆回答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
也就是说,钱穆是支持蒋介石“总统”三连任的。作为知识分子,难道钱穆不知道“总统三连任是违反宪法的吗?难道他掂量不清宪法的重要性吗?若真不知道,那是个人见识的问题;若明明知道宪法的至高无上却有意顺着蒋“总统”的心意说,则有失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良知。
晚年的胡适,对李石曾很有意见。不过,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出版时都为尊者讳,刻意删去了胡适对李石曾的负面评价。
1962年1月1日,胡适看到了《清史稿》上金梁的序文,由此想起了李石曾迫害自己的事情。原来,在1920年代,胡适曾去拜访过溥仪,当溥仪被冯玉祥强行驱逐出宫时也曾为溥仪辩冤白谤,结果忠于清朝的金梁就在给溥仪举贤才的奏折中举荐了胡适。
冯玉祥驱逐溥仪之后,李石曾等人成立了故宫委员会,专门派人找寻胡适的劣迹,发现胡适的名字出现在金梁的推荐名单上之后,李石曾大肆渲染,鼓吹胡适与溥仪存在利益关系,为此还曾驱逐胡适出京。
说这段往事时,胡适明确说的是“这是李石曾们要找寻我的劣迹,结果在晚年谈话录中,“李石曾们被修改成了“有些人。这样就掩饰了胡适与李石曾的矛盾冲突了。
当时,李石曾为何要找胡适麻烦呢?因为冯玉祥驱逐溥仪的背后,其始作俑者就是李石曾。正是他说服了冯玉祥,让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驱逐溥仪的,驱逐溥仪时李石曾也是在场的。当时忠于清朝的绍英看到李石曾时还质问他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对冯玉祥这一公然违背《清室优待条件》的行为,胡适曾写公开信斥责,这无疑也是在斥责李石曾,故李石曾凭借武力胜利之后,又假借舆论之手,来清算胡适。
反对蒋介石“总统”三连任
1960年2月6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这一天胡适在谈论“历代大臣也要有大臣的风范。胡适为何谈论这些,不得而知。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就会发现胡适的原话是:“像昨天晚上的几个人,都是负有国家重大责任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历代的大臣也要有大臣的风范。
原来,胡适谈大臣风范,是基于国民党党内没有敢说话的人。当时,蒋介石计划第三次担任总统。这属于典型的违宪行为。为此,1960年2月5日,副“总统”陈诚邀请了胡适、王世杰、王云五、张群等人吃饭。宴会上,大家都王顾左右而言他。
只有胡适明确表示反对修改宪法,反对蒋介石三连任,对此,胡适很失望,认为这些国民党的官员都不敢说话。如果没有补编提供的背景资料,孤立的看待胡适所说的大臣风范,未免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胡适夹在民意与政府之间,处境尴尬。1960年2月7日,《自立晚报》报道说:“胡适反对总统三连任,为了表达自己的异议,胡适甚至会以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做消极抵抗。”
补编中澄清,“胡先生根本没有说‘不出席’的话,而记者完全凭他个人的猜想,完全超出谈话的范围。第二天,《中央日报》社的社长胡健中就来询问胡适,《自立晚报》的报道是不是真的?胡适说:全是真的。
既然胡适没有如此说,为何在面对胡健中询问时还要说“全是真的呢?
作为民间报纸的《自立晚报》,虽然这则报道未免有失实之嫌,但毕竟是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而且,《自立晚报》是民间报纸,民间报纸的存在象征着言论自由,胡健中作为官当代表来询问真伪,一旦胡适说《自立晚报》的报道是假的,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就是:《自立晚报》因虚假报道而被勒令停刊。这是胡适绝对不想看到的,于是胡适就帮《自立晚报》圆了谎。
然而,《自立晚报》表达得过于激烈,把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说得似乎不可调和了。国民党通过胡健中得知这是胡适的态度之后,很快就派王云五来做说客,说服胡适一定要参加会议,不要拆蒋介石的台。对此,胡适自然心知肚明,见到王云五之后,胡适第一句话就说:“王先生是否奉命来的?我们今天不谈政治了,我太累了。
很快,朱家骅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希望胡适在蒋介石三连任的当口,不要表露自己的态度,保持沉默。虽然是派人好言相劝胡适,但想必也会恶化胡适在蒋介石心中的印象。
当时,为了让蒋介石顺利做第三任总统,有人想出了修改宪法的办法,但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坚决反对修宪。于是,负责抬轿子的陶希圣希望通过修改临时条款的法子来实现这一目的,并声称,修改临时条款并非修宪。为此,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胡适批评陶希圣说:
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他说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
很快,记者为此又专门采访了陶希圣。面对记者采访,陶希圣说:
我们应该维护“北大[微博]这位大师的尊严,不使其玷污于谣言制造者之手。……现在关于胡先生的谣言是太多了,我们对付谣言的方法,就是不理。
此事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月29日。当天,蒋介石请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人吃饭。宴会上,蒋介石表示他是不赞成修宪的,希望大家体会人民的意见,努力开好国民大会,并就大会采取有记名投票还是无记名投票的话题,展开了一场辩论。
法学家张知本主张有记名投票,他说:“无记名投票只可用于对人,对事则应用记名投票。蒋介石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主张无记名投票,理由是这样可以保证投票的自由,避免投票的威胁,避免投票人不会被权势秋后算账。结果有人起来问:“在此地,谁威胁谁? 黄季陆也睁眼说瞎话,说美国宪法就是记名投票的。
最后,蒋介石起来表达意见说:“我个人是反对无记名投票的。补编中补充了张其昀的态度,他当时也站起来批评了胡适,他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要不得,胡先生主张无记名投票是错的。
张知本、张其昀、黄季陆等人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于是就按蒋介石的意思说,以此取悦于权势。面对众人围攻,胡适有一说一,坚持已见。这正是胡适的金刚怒目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