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墓对联 抗日名将宋哲元为何"对日亲善"?宋哲元与日本
军阀祸国,乃局部抗战乃至全面抗战时期,极为常见的现象。显者,如1935年粤、桂两系军阀勾结“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隐者如1944年西南军阀密谋推翻重庆政府。然而,近日,宋哲元在局部抗战期间主持平津大局之事,也被视作军阀祸国之行,被大批特批,却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宋哲元趁乱入驻北平,并被日、蒋接受,成为华北军政首脑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把华北建设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日本先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又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趁乱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
宋哲元此举大出各方意料之外。在日本看来,29军不是中央军,有反蒋历史的宋哲元“不会忠于国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有意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领导“华北自治”。①
蒋介石对宋的擅自行动固然不满,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维持华北残局。因此,蒋介石在接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时,让其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②国民政府随即顺水推舟,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在日、蒋同意下主政华北,压力首先来自于日本。日本为控制华北,多次劝说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甚至出动关东军、舰船、飞机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对如此危局,宋哲元计无所出,只能避居天津。国民政府命何应钦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场上,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自治”,也不希望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对何应钦的到来并不欢迎。宋哲元以退为进,提出三策:“(1)如放一枪一炮即可成名;(2)带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为敷衍他人,为国家领土护财源,安民心,使国家有一机会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③这固然有要挟之意,也确系实情。宋哲元手握29军,若离开华北,国民政府必然还要为他安排一省驻地。
宋哲元
最终何应钦亦穷于应付,只能电请依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前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获得蒋介石同意。1935年12月,由宋哲元临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这两省两市,主持对日交涉。
主持华北军政两年,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听命中央,有效维护华北主权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宋哲元确表现出一些日方判断的“军阀特性”,截留税收,私自扩军,与中央颇有矛盾。但与身处边陲的军阀李宗仁、龙云、刘湘等不同,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还必须谨慎对待日本,毕竟日军就合法地在其辖区内活动。因此,为了自身生存,宋哲元的言行,给人一种“亲日反蒋”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