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现代能力 张伯苓:培养服务中国的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教育思享
人物简介:张伯苓,中国著名教育家。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即应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今天,当重温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它的鲜活性,它所蕴涵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倡导“教育救国”,兴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张伯苓痛心外侮和国家积弱,很早就提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从此,开始艰难曲折的教育探索,先后经历了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进而走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寻求民族自强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本土化”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内容。
日本教育为南开的起步和早期发展曾提供过经验,但在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中,张伯苓不仅对日本教育的优长有了深切体会,而且在照搬和模仿过程中逐渐体察到了其偏颇和弊端,并且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宗旨为“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之需”。
教育改革的动力还来自学校内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生对大学教育改革提出强烈要求,认为大学教育必须适合国情。南大学生宁恩承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批评当时南开教师教学存在的弊端,从而引发了师生之间以至学校内外的激烈讨论。张伯苓在经历这一事件后,开始进一步对西方教育模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行反省,并且陆续在教学内容、方法及教材等方面的进行改革,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一律改为国语讲授,减少对美国原版课本的使用,组织各科教材的自行编辑,开设学生社会调查课等。1928年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标志着张伯苓“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形成。《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强调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时,应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
《方案》指出:“南开研究之范围,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范围犹嫌太泛,故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举凡教材、设备、学制,皆以此为指归,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
可见,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张伯苓的教育观有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教育;他对欧美教育的长处、短处,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提出了学习西方应持的正确态度;他认识到中国教育界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国情的需要,制定教育宗旨,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认定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盲目照搬欧美教育,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机械模仿,到批判地吸收欧美教育界的有益成果;从热心教育改革,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痼疾,真正找到了发展中国教育的道路。这一进步不仅标志着他学习欧美教育发生转折,而且体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必然趋向。
张伯苓推进本土化教育,十分重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明确提出“大学最重要者即良教师”,努力取得那些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归”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支持。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廷、陈序经,到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克忠、张洪沅;从文科的凌冰、徐谟、蒋廷黻、黄钰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等等。这些教师虽均出身海外名校,但并没有以“贩卖”西洋知识获取名利,却倾心教育,在南开走出了一条贴近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路,成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
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不仅标志着张伯苓本土化教育宗旨的确立,而且也向世人昭告:南开大学抱定的志愿是“知中国”、“服务中国”。所谓“知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国”,是“服务中国”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对中国深刻而透彻的认知,不可能很好地为中国服务。“服务中国”,即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归根到底,解决中国问题要靠科学,靠人才,即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独立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
为了落实《方案》提出的目标,南开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张伯苓力主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理论与社会实际的联系,采取措施强化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实在了社会调查实践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更主要的是张伯苓认为,学生最大的缺点是只有书本知识,不了解中国国情。
为了克服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弊端,南开学校结合不同课程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活动已经成为南开大学教学工作的一项制度。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南开学生共调查了天津100多个机关单位,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文、教、交通、通讯、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
调查不是图具虚名式的参观,张伯苓曾主持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调查前由教授根据课程性质确定方案,由教师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深入社会开展工作;调查后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组织汇报讨论,约请专家评定。
最后,师生就若干问题深入研究,进而发表报告。如此注重实际,又不失科学态度的调查活动,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大学的生命力即其学科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一所大学只有能够对社会需要的本质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建立灵活应对的机制,才能引领学校不断发展并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二十世纪前半叶,张伯苓坚持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探索切合中国国情,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办学道路,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人才是教育的最终产品,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校长最重要的职责。张伯苓一生办学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他说:“本校办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为目的,大学更明确规定以彰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为目的。”张伯苓一生言说最多的也是培养人才,形成了独到的人才培养理念。他抓住“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很早就明确提出,办学首先要知道:“(一)须造那类人;(二)当用何种方法”。他把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从而确立了“能力为本”的人才观。
培养学生的“现代能力”是张伯苓一直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张伯苓大学教育理念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张伯苓最初致力于教育的动因,就来自“能力”问题。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以前始终以为,中国之积弱,是只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故一向对于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标向前进行”。但是,后来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张伯苓感到“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关键在于人们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缺乏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能力。于是他提出,今后要培养有组织能力,合作精神,负责任,有牺牲,没有名利思想、做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人才。“吾人细察吾国现时情状,知中国所最感缺乏者,厥为有‘现代能力’之青年。”
如何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青年,张伯苓从最早提出“三育并进”,到强调能力培养,再到提出培养“现代能力”,体现了他教育思想变革、人才培养理念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他对教育本质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为了实践“三育并进”,张伯苓总结出一整套培养学生成才的训练方法。
其中包括:(1)重视体育;(2)提倡科学;(3)团体组织;(4)道德训练;(5)培养救国力量,这五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内涵。道德教育、熏陶人格、团体协作。
他强调,培养新的人才,必须变革道德观念,摆脱封建道德束缚,面向现代社会树立新的道德教育观;道德教育以人为本,努力使学生的品德、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等全面和谐发展;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塑造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以便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
这种教育方式,乃是一种将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相统一的培养模式。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即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无可讳言,这种转变,也同时给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带来一些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现代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也成为现代教育管理者思考的重要方面。而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变革和发展过程及人才培养理念,则给中国高等教育以深刻的启示。现代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但教育的培养目的不能盲目化和简单化。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大学数量的增加、大学层级的提升和在校生数量的扩充。人才培养目标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的模式设计是否与目标理念相一致,课程设置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培养的过程是否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等是否保证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些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大学的基本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