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图)
本书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它不是单纯从亲历、亲闻写起,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新中国成立后,何方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从他的怀念文字中,可看出张闻天、胡耀邦、刘英、李一氓、宦乡、李慎之、陈乐民、孟用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首次披露。
张闻天刘英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
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他们两人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无法分开的。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她婚后,毛主席等领导人就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为“娘娘”。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的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中央领导或下级干部接触交谈中,还是自然大方,毫不在意。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深得人们的赞许。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视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利用夫妻关系走后门、图方便。
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
在张闻天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
近二十年,张闻天的著作整理出版不少,但稿费她不但自己在世时没要,而且也不留给家人,生前和身后都全部捐给了有关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她还一再给我们打招呼,宣传张闻天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应任意拔高,更不要宣传她。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严以律己,疾恶如仇。刘英大姐长期做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初来外交部工作,按周总理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唯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十六年,“文革”后,江苏省领导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按老人身边可有一个子女的规定,将虹生调到南大当图书馆馆员。后来刘英回到北京住,邓力群曾找我商量,想把虹生调来北京。结果一问刘英,她坚决反对,不仅不让来京,她还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搞出差采购等事。虹生现在还是南大的退休馆员。
但她并不独善其身,一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甚至还有点好抱打不平。她晚年在纪委工作,主持公道、敢于碰硬。一个时期,人们对有的高干子弟意见很大,刘英经过调查了解,就约帅孟奇、章蕴求见胡耀邦反映情况。总书记说,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见一见几位老大姐,并耐心地听她们讲了两小时,最后表示,他知道的比她们讲的还多,但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处,只能慢慢来。在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可以感受得出她的义愤和无奈。后来她从纪委的岗位上离休,但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失散了的老红军,还是找她告状和解决问题。她经常收到各种书面材料,仔细阅后都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并且不厌其烦地催问结果。
坚强的意志,超常的党性。刘英的意志坚定和党性强是早就出了名的。连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她也感到吃惊,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她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
刘英不但意志性格坚强,她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更强。她参加革命后确实做到了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安排。在多年的相处中,走南闯北,我从未见到她对调动工作提过意见。只要组织决定,总是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
爱护干部,严格要求。刘英同志是一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谈刘英,不能不提到她这方面的工作。用几句简单的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坚持原则,处事公道,爱护干部,严格要求。也许,反右派时对某些干部的处理,可多少说明点问题。
有一件事,被某些人一直误传至今,却正好证明刘英和张闻天保护干部和爱惜才华的良苦用心。当时有位党组成员和一位司长,听了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异常兴奋,逢人便说,希望中国从此迅速走向文明。不想风云突变,等刘英、张闻天回外交部,参加过议论的人已被纷纷批斗和打成右派。
可那两位较高的干部应如何处理?下面一些人不断催,要求早处理,似乎否则就不足以平“民愤”。张闻天总说不要忙,要多做了解,全面考察。刘英则主张冷处理,说干脆等陈老总来后再作研究。
就这样,拖了半年多,高潮已过。1958 年2月陈毅副总理来外交部兼任外长,在三四月间主持召开了四次会处理这一问题。张闻天发言,指出他们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而且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就显著,工作能力也较强,今后还可为党工作。
陈毅最后还是同意张闻天的意见,给以较轻处分。这种处理不但得到领导的批准同意,也取得部内上下多数的理解。刘英冷处理的主张,既渡过了群众运动的热潮,也真挽救了有才华的干部。
总之,张闻天和刘英,在反右派中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