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后代 怀念父亲张闻天:在无锡的最后岁月

推荐理由:本书是通过中共高层领导人亲属口述历史的人物传记。书中选取了六位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和胡耀邦。作者采访了这六位人物的家人,通过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人物,让读者体会到历史洪流中抗争与妥协的壮烈人生以及亲人口述下喧嚣与缄默的历史细节,更是中共领袖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最新披露。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音信全无。1974年12月他又给中央写信,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28日,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5月,父亲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父亲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

1975年8月25日深夜,父亲身着灰色衣裤,脚穿圆口布鞋,戴一副深度淡边近视眼镜,拄一根木制拐杖,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的省市地方干部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他仍然和过去一样谦逊和蔼,连声对他们说:“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

我这次亲手扶着父亲从肇庆,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我把他一直送到无锡,在那呆了不到一个月,等他安家好了,我才走。无锡市一个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因为房子还没弄好,父亲起先住在太湖饭店小山2号房,一个星期后搬到汤山巷45号,这是无锡市中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他经常对人说:“我加入无锡籍了,我现在是无锡人了。”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工资,可以看发至县委的文件。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谈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时,建议将我父亲作为反面教员选为代表,但那也算是毛主席表态给我父亲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对我父亲就稍微好一点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到无锡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父亲当时一只眼睛的视力只有0.2,基本上是看不见了。他有做卡片的习惯,在广东肇庆没有卡片时就用台历和养女小倩旧的练习簿,他裁成一个一个小块、做卡片。

做卡片一是为了存资料,看经典著作时哪一段对他启发大,他就记录下来;二是有什么想法,他马上做成卡片,等到要写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卡片找出来。他说,人的脑子再聪明,记忆力也是有限的,有一些观点你过后就忘了。他每天或者埋头书斋研习政治理论,阅读古籍报刊,常常忘了吃饭、睡觉、服药;或者走访居民家庭,调查研究。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后,父亲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一个文字秘书就好了,他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一用脑子,血压就升到二百,所以他在无锡没写什么,主要是把“肇庆文稿”修改了。

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1975年8月,毛泽东在向身边工作人员谈《水浒》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四人帮”一伙却以此为旗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政治运动。把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父亲对“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是司空见惯的,当他读了有关评《水浒》的文章后,嗅出了其中的火药味。他在给外孙马文奇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水浒》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的很少。从历史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

1976年1月9日早晨,父亲在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突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哀乐,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了出来。父亲当时在刷牙,他站在那里愣住了,听完讣告,眼睛已经湿润。这天,他要工作人员都戴上黑纱,他也吃不下饭,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他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为了不让他伤心过度,请他不要看电视,但他坚持要看。

1976年清明节前后,全国不少城市掀起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嫁祸于邓小平说他是这个活动的总后台,邓小平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语。有一天,医生指着报纸对他说:“天安门事件,报上说是邓小平挑起的。”父亲听了说:“可能他还不知道呢!”

1976年4月以后,“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父亲这时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门狭窄、便秘等,短短的时间里先后7次病危。

父亲的心脏病重时,由于无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医疗小组提议把我父亲转到南京工人医院或者上海华山医院治疗。但是,当时的江苏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批示说:张闻天的问题不用他们过问。如果转了院,我父亲可能死不了。父亲病情危急时,南京工人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马文珠去过一次,华山医院专家也去过一次。在当时的条件下,无锡对我父亲还是不错的。

无锡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左心衰竭,轮班守护在他床边,严密注视病情变化,可每当他睁眼醒来时,总会挥着颤抖的手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病情刚一缓和,他会十分过意不去地对负责治疗的医师说:“很对不起你们,我把大家拖累了,医院工作忙,叫他们回去吧。”由于抢救需要拟用进口药,父亲知道后,把主管医师叫到床前,不安地说:“目前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

从1975年11月发病到1976年7月1日去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来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而时刻记挂的是从庐山会议以后到“文革”十几年,“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资格,他为没能报效国家和人民深深遗憾,要我母亲在他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作为交给党的最后一次党费。他还和母亲写下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张 刘

一九七六年四月

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此外,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1976年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去和母亲见面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骨灰先放在储藏室里等着处理,上面没有写名字只是一个白盒,有一张照片。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到储藏室,人家烈士的骨灰盒都是进正厅,不用说都知道是谁的骨灰盒。

四个月后,根据父亲的遗愿,我和妻子被“农对农”地调回江苏,又四个月后被调到南京晓庄林场,妻子廖蔚训当会计,我和在新疆时一样,仍然务农。

母亲后来告诉我,弥留之际的父亲,思念儿子,1976年4月便向中央要求把我们两口子调近点,以便不时能回家看看……巧合的是,父亲是党的生日去世的,而我的二女儿又是7月1日这天出生的。

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重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周海滨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