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终结杨天石 湖湘讲堂之 杨天石 帝制的终结

上一集,杨天石先生讲到:一百年后我们回望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如果仔细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们,会发现他们所属的阶层,基本不能称为“资产阶级”,而只能说是一群出身平民阶层、主张民主共和的新型知识分子。那么这群共和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革命,为什么没能彻底清洗旧河山?他们自身究竟有哪些不足,以至于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我们今天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6集:革命“孤独症”。

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你们湖南有位会党领袖叫马福益。另外就是立宪派士绅。包括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立宪派士绅的特点是求稳怕乱。企图在保存旧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实现部分的改良。另外康有为主张奉旨保皇,他宣称他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诏书,让他救皇帝。梁启超主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他主张把光绪皇帝推选为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然后从第二任开始,第二任大总统他建议由“黄克强”来担任,当然这个黄克强不是黄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后来梁启超主张由美洲而梦俄罗斯。希望中国出现彼得大帝那样开明的君主。他在经济上,他主张以保护资本家为第一,他认为中国不仅要有资本家,而且要有大资本家,而且要像欧美似的,要有托拉斯。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代言人,我以为是维新知识分子和立宪知识分子。立宪知识分子,他们不主张革命。

新军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也是若干省份光复的主要力量。但是新军的作用主要是在后期。而且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

会党,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能起领导作用。

那么共和知识分子领导作用,我觉得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他们是革命纲领的制定者,和革命思想的孕育,传播者;第二,他们是各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湖南华兴会为例,大部分是湖南湖北的新兴知识分子,学堂的学生;第三,他们是多次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第四,他们是历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他们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主体。

所以根据这五个方面看来,我觉得讲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应该说是准确的,他们是够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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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各国历史,但凡是成功的民主主义革命,其背后都必然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群体起主导作用。然而在中国的这场辛亥革命中,这些领导革命的共和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平民,无权无势,其革命思想也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这场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会出现什么与西方各国革命不同的问题呢?

第一,他们得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有力支持。孙中山黄兴他们在革命的过程里面,没有得到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的有力地支持。

孙中山得到过华侨资本家的支持,这是事实。但是华侨资本家不仅支持孙中山,更多的他们是支持康有为的保皇会。而且华侨资本家,他们支持孙中山革命,主要的目的还是救亡,挽救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危机,他们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武昌起义之后,摆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就是拥护谁: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袁世凯。当时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他们选择的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他们觉得袁世凯可以信赖,可以放心,觉得袁世凯有能力有办法。1913年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全国的资本家,只有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叫沈缦云,他是办银行的,他支持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别的资本家完全都反对。一直到了孙中山晚年,大家知道广州市,广东省,还发生过一个反对孙中山的叛乱,叫做商团叛乱,商人的商,团体的团。这个商团叛乱,实际上是广东省,广州市的商人反对孙中山。所以这个孙中山一辈子,我觉得他没有得到中国民族资本家有力的支持。孙中山没有得到支持,同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一批共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有力支持。这是第一个局限。

第二个局限,是找不到和中国社会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为深厚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辛亥革命的时候,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员,比较重视农民问题。他们搞了一个小团体,叫农民疾苦调查会。他们主张要打倒田主,田主就是地主。他们也主张知识分子要把长衫,长袍子脱下来,到工人里去,到农民里去,到士兵里去,做鼓动工作。那么社会主义这一派,讲习会这一派,他们受了当时日本社会党,就是后来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在共和知识分子里面,他们跟农民缺少联系。

这里我要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一个纲领,叫平均地权。

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没有了解平均地权的真正意义。湖北人孙武组织了一个共进会,就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改了一个字,叫平均人权。说明孙武不懂。平均地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平分土地,如果你那么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一块土地,原来有一个价格。譬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土地,原来的土地是100块一亩,很便宜呀。但是后来这块土地周围的交通发展了、工厂发展了、商店发展了、学校发展了,周围成了闹市,那么这个地价就不可能再是100块一亩了对不对?这个地价会提高啊。那么这个地价可能会提高到每亩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甚至于百万块钱。对吧,这个地价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会提高,这个现象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么孙中山有个看法,他说这个增长的提高的地价,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功劳。譬如说这块地原来是姓杨的,是我的。但是我没有贡献啊,地价提到一百万了,我没有贡献啊。他之所以地价提高,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工业发展,商业发展,交通发展,地价提高了。那么孙中山认为,提高的地价归谁?能给我?我没有一分功劳啊!孙中山认为,提高的地价应该归社会共有,为国民所共享,用来提高百姓的福利,造福全社会,这个叫平均地权。

所以孙中山他的平均地权,内容就是讲的城市土地,城市土地在工商业发展之后,所增加的那个价格,应该归全社会所享用。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是温饱,穿得暖,吃得饱,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土地!他有地可种啊!所以农民一要温饱,二要土地。但是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里边,恰恰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内容。所以辛亥革命发动不了农民,因为它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孙中山后来到了二十年代,特别是到了1924年以后,孙中山才在他的民生主义里面加了五个字,叫耕者有其田。到了北伐前夕,那么孙中山才提出了耕者有其田这个内容,因此北伐战争受到了农民的拥护。辛亥革命,革命党人找不到发动农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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