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 王德兴著《人性论》8:评《论衡》中王充的“人性有善有恶”说
王充的人性论,主题是:人性的善或恶,与行为的善或恶。为此,必须首先对“善”与“恶”下一个定义,但是,“善”、“恶”也像“性”那样,要下定义是很难的,好在乎,“善”与“恶”是两个极端的词汇,我们可以在善恶之间找一条分界线,这分界线就是对社会的客观效果,凡是有利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就是“善”,表现为人的本质就是“性善”,表现为人的行为,就是“善行”;凡是不利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就是“恶”,其反映出人的本性,则为“性恶”,其反映出人的行为,则是“恶行”。我们就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下王充的人性论是否确有道理。
王充在《率性》一篇中开口就说,人性有善有恶,并认为善恶可以相互转化。“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问人性有善有恶的依据,就人性善恶的转化谈一些看法。首先,我们必须把人性与人为区分开来,大家都认为人性是天赋,是真,学不来;人为是后天,是伪,学得来。
那么,王充所说的善与恶,到底是指人性还是人为呢?他的结论是:“成为性行”既是性的行为,就一定是指人性的相互转化了。
然而,一个人的本性(本质)今天是善的(或者恶的),明天是恶的(或者善的),后天又是善的或者恶的,它还能是人的本性(本质)吗?我们总不能说这个人今天行善,就认定他性善,明天他行恶,又认定他性恶。
真不知王充是如何区分人性与人为的。一个人原本从恶,后来改恶从善,或者相反,这种人是有的,但前者是人性的病态得以康复;后者是人性遭到扭曲或者变态,与人性善良的本质无关。人性不可能在一个人的短短一生中有所改变的,正如人的遗传性状一样。
王充以“杨子哭歧道,墨子哭练丝”为例,说明人性的可变和不可逆转。杨子所以哭歧道,是因为走错了道无法返回,墨子所以哭练丝是因为丝染上色无法退掉。他们那里知道,不仅道走错了可退回重走,而且丝染错了也可重染。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人性也像道一样非选,也像丝一样非染不可吗?一个人的人性如果也像选择道那样,也像染颜色那样,非等到选择时才能决定下来,是东是西,是红是黑,那还是人性吗?这与无人性,或者像告子所说的,性无善无恶,又有什么分别呢?
“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王充如此两极褒贬,不知依据何在?但王充以此证明环境对决定人性的重要性。王充是个“环境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性,人性的造就犹如蚕丝的染色,是红是黑完全取决于颜料。然而,蚕丝染色与颜料有关,而与蚕丝无关,同理,尧舜之民比屋可封与尧舜有关,与尧舜之民无关,桀纣之民比屋可诛与桀纣有关,与桀纣之民无关,与人性的造就已离题千里,实不相干。我们实无法证明,尧舜之民所以可封是因为尧舜之民性皆善;桀纣之民所以可诛是因为桀纣之民性皆恶。
王充证明,“变性恶为性善”最得意的例子要算子路的转变。据他说,子路“未入孔门时,载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聒贤圣之耳,恶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砺,闓导牖进,猛气消捐,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子路“载鸡佩豚”是指他打扮奇特,不堪入目;“勇猛无礼”是指他秉性粗犷,不懂礼节;“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是指他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扬唇吻之音,聒贤圣之耳”是指他不拘小节,莫无师长。像王充如此描绘的子路,充其量是一个不懂礼帽的野小子,说他本性是恶的,未免太武了些。我们不能“衣冠取人”,更不能把人的秉性、习惯、爱好、……,统统说成是人的本性。反之,子路后来的“卒能政事,序在四科,”也不能说子路的本性已变善了。其实,子路善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在孔子的教诲下,修养高了,坏的习惯也改掉了,由小人变成了君子。
王充在《本性》一篇中,一开始就谈论礼乐与情性的关系,认为礼乐来自情性,“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礼”与“乐”就泛泛而论,是有利于社会(至封建专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无疑是“善”的。礼乐之善只能来自情性之善,而不能来自情性之恶,故王充进一步说:“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
孔孟均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王充以纣和羊舌食我小时候的恶来予以驳斥。纣王是大家公认的暴君,商朝就亡在他手里。食我参与作乱,被国人所杀,羊舌氏也因此遭到灭族。纣小时候,微子发现他的劣迹,故认为纣的暴虐是他的本性。
羊舌食我刚生下,叔姬去看他,听到豺狼般的哭声,就断言将来使羊舌氏灭门的定是他。纣生长在宫里,从小沾染上一些坏的习气,这是难免的,“常在河边站,那有不湿鞋”,何况宫廷似“魔场”,皇家子孙到头来没有不昏的,又何止纣一人呢?纣如果生长在普通百姓家,他就不可能成为暴君,谁又会认定他本性是恶的呢?由婴儿的啼哭声即能断定他将来灭门,除非是神仙。
婴儿啼哭如狼号,或因病态,或因血气刚烈,血气刚烈者在讲究礼义的社会中易生事端,这是可能的,但因此而认定他将来会使家族灭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通常是,人成为王就联想他小时一举一动都是做王的先兆,反之,一个人成为贼,也联想他小时一举一动都是做贼的预兆。更兼中国的文人墨客能将同一行为,既说成是善的,又可以说成是恶的,就看你是谁。
王充在他的《率性》和《本性》中有时主张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性是可塑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又主极的“先天决定论”。他说:“纣之恶在孩子之时,食我之乱见始生之声,孩子始生,未与物接,谁令悖者?丹朱生于唐宫,商均生于虞室,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所与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贤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并失帝统,历世为成。
”纣孩提时的恶,何以见得不是环境传染之恶,而一口咬定是他本性之恶?食我襁褓之中的啼,何以说成是食我之乱,没有食我后来灭门之乱,又哪来食我婴啼之乱?由此可见,王充的牵强附会。
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和呈现确实有很大作用,从总体上,有怎样的环境就会有怎样的人性,良好环境能促成人性的健康发育,并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如“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相反,恶劣的环境会使人性扭曲、变态,甚至丧失,如“桀纣之时,可比屋而诛”。
但是,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甚至没有必然关系,也就是说,在良好的环境下,并非人人都善,如唐虞之时的丹朱和商均;反之,在恶劣环境下,也并非人人都恶,如商纣之时的微子启和王子比干。
唐虞时,因尧舜圣贤,故民皆从善,因宫廷腐蚀,故丹朱傲慢,商均暴虐。桀纣时,因桀纣昏庸,故民皆向恶,唯独微子启和王子比干忠贞不贰。
最后,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王充的人性气质论。他在《率性》中谈到“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酒)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曲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蘖;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
”这里,王充从人性的物质基础角度来研究人性,无怪乎现代哲学界把他列入唯物主义哲学家之列。王充这段话表明他以下几个观点:1, 人性禀承于气;2, 人性善或恶,均禀承于同一元气;3, 人性所以善或恶,是由于禀承的气有多有少,有厚有簿。
人性禀承于气,不管他说的气具体指什么,但应该是指物质世界的气,而不是精神世界的气。这一观点既排斥了天赋人性的神秘观念,又否定了人性的唯环境观念。
第二点说明形成人性善与恶是同一物质,没有本质上的区分。第三点说明人性善与人性恶,在物质基础上只有量的差别。由这两点可知:人性既然是同一的,就不可能有善有恶,要么人性都是恶的,要么人性都是善的,人性如若都是恶的,社会就无法存在,除非上帝干预,社会所以能存在并获得发展,是因为人性都是善的。
人性虽然都是善的,但由于禀受的气有厚薄之分,故而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就有不同,以及人性低级与高级所占的比例也会不同,从而在同一环境下表现出善恶的不同。
总结以上,我们说人性是善的,因为社会存在并获得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