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与孙中山同居 孙中山宋庆龄十年婚姻: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
相差27岁:宋庆龄不顾家人反对与孙中山“闪婚”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1913年,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被迫于逃亡日本。他在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讨袁的“三次革命”。这时,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宋庆龄刚从美国梅肯苇斯莱茵学院毕业,也来过东京看望父母亲。
在这一期间的日常接触中,宋庆龄很仰慕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1915年3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卢氏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孙中山写信给宋庆龄,问她是否愿意来日本和他共同生活,并参加革命工作,宋庆龄欣然同意。
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到达东京,住在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夫妇家。第二天(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
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关于这件事。宋庆龄自己有一个说明。那是她应外国友人白赛脱的提议,1921年4月28日为《字林西报》记者费金写的自述。
其中说: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在家读书,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我在中西女塾就读,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南部当了两年家庭教师之后,我进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南方人非常热情好客,我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作客。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
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
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怀着这个目的,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随后我又开始在家学习中文。
在此期间,我们见到家父的许多朋友,他们来往于上海与我们的东京总部之间。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我完全明白,如果我家里知道我同意嫁给他,他们会强烈反对。出于宗教信仰,他们决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因为孙博士与前夫人已离婚,她是受过旧道德熏陶的女人,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她希望在中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她不愿意跟随孙博士背井离乡过流亡生活,却按照中国的习俗劝他娶第二个妻子。孙博士不同意,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家,改造国人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离了婚。
他们一致认为各自独立生活,离婚是唯一的办法。 我明白我父母决不会答应我的婚事,所以我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这样,我在孙博士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女儿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1915年10月25日我与孙博士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家中结婚。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他们结婚之后二十多天,1915年11月18日,宋庆龄写信给她的朋友阿莉,说: 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我都怀疑我给你的信发出了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我再匆匆数笔,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
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你在蒙特里特(北卡罗来纳)见到我时,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你想到了吗?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详细]
祸兮福所倚:孔祥熙曾与宋庆龄断绝关系 关于这婚事,孙中山本人也有个说法。他在《致康德黎夫人函》(1918年10月17日)中说: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
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
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另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个现代的女性,她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商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这件事立刻给她在国内的亲戚带来了麻烦。
在莫理循的档案里有一个文件谈到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罗伯特·尔·盖利写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
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孔先生(朱正注: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家。他想让你知道信内所附这一声明的事实。他是否会告诉你一些最近家庭纠纷以外的事,我不知道。
不过,侦探因为这个在作调查,我认为最好把事情告诉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说的。孔夫人(朱正注:宋霭龄)有个妹妹叫罗莎蒙德(注:宋庆龄的教名),最近刚从美国上学回来。
孙博士(朱正注:孙中山)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他为这个目的和他妻子离了婚。这位姑娘和他父亲一起住在上海,她母亲到山西去和她的那个怀了孕的女儿孔夫人住在一起。她母亲回到上海的当晚,这位姑娘跟孙医生派来接她的密使动身去了日本。
她的父母无限悲伤。一有他们女儿行踪的线索时,就跟着到了日本。但是,到得太迟了,婚礼已经举行。就是这件伤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儿孔夫人叫到他青岛家中的床边。
这家人恨透了孙博士,抱怨他勾引一个老朋友的天真、热情的女儿离家出走;还恨他不忠于跟他共过患难的妻子。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刚娶的姑娘年纪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13-514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有关孔祥熙先生和夫人的声明》。
盖利问莫理循:是不是将这附件送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这时正是袁世凯的天下,孙中山是亡命日本的革命家。孔祥熙完全没有预料到,忽然成了这个革命党的亲戚,他听说官方已经派出侦探,“调查我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有关我妻方亲戚们的事。
无疑,我们犯有和我们看不起的革命党人站在一边的嫌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同上书,第515页)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洗刷一下。
于是有了如下的声明:“这桩婚事并没有将孔先生和革命党人结合在一起。恰恰相反,这桩婚事消除了宋小姐(朱注:指宋庆龄)和他们的任何关系。孔先生在东京期间,忠诚地拥护政府,这种事实是可以证明的。
”(同上书,第516页)这时孔祥熙害怕的,是他会因这门新亲戚而得祸。他没有想到的是,将来他会以此为荣,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对两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孙中山来讲,宋庆龄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助手、继承者。
而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是丈夫,还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也是她的革命导师。在她的意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他们在一起的十年中,生活上很艰苦,也很坎坷。
孙中山三次上台三次下野,经历了很多斗争。但是,宋庆龄对这段感情经历印象很深,始终不能忘了孙中山,她曾说,和孙博士的关系是至死都不能忘的。[详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
孙中山与陈炯明恩怨:宋庆龄不育悲剧本可避免 1917年7月张勋复辟被粉碎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方面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造了安福国会;一方面积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南方用兵。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宣布组织正式政府,改元帅府为总统府。
次日,孙中山任命各部部长,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陈炯明是清末立宪派人物,也是仅有的十四位晚清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年响应武昌首义在广东举事,与党人胡汉民共督独立之粤省。
当此际,孙中山自任南方政府之“非常大总统”,陈身兼陆军部、内务部总长,是革命政府中仅次于孙的二号人物。 当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时候,给地方实力派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就在那短暂几年时间,陈炯明与各省实力派利用南北纷争的机会,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有点保境安民、不再过多介入全国性政治纷争的意思。
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实际地盘,他所构建的南方护法政府只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真正的力量向各省发号施令,甚至没有权力干预广东的关税,因为列强不买账,列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并不直接影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他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上演着地方自治与反地方自治的双簧,以此为南方各省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等到北方的情形发生变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旧国会议员宣布徐世昌总统非法,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回归法统。6月2日,徐世昌辞职。
稍后,黎元洪复职。 北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孙中山很受伤,南北舆论近乎一致认为护法运动目的已实现,南方护法政府已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纷纷要求孙中山出于国家大义,宣布下野,放弃北伐,尽快北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重建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孙中山继续坚持去年提出的北伐军事行动,将自己放在了全国舆论对立面。而陈炯明等粤军将领此时则不愿继续北伐,以为政治解决南北统一条件已经成熟。最后竟演变成“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的大事件。
反观陈炯明、孙中山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尤其是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炮轰总统府,致宋庆龄流产,终生不育。凡此,都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气息。对孙陈矛盾,当人们众口一词指责陈炯明“叛变”时,胡适在当时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在当年6月25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学者马勇先生对此评论道: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