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奉军的另类与反叛者

郭松龄的“外交”

滦州会议后,郭松龄派鲁穆庭和谭家骏到段祺瑞执政府交涉。但段祺瑞没有接见,只派儿子段宏业出来应付。段宏业是谭家骏的学生,接待时却并不友好,说:“这次不是你们两位来,政府定不接见。今后你们的代表应指定专人,常常更换实非所宜。”原来,早在鲁穆庭两人求见段祺瑞之前,郭松龄已派弟弟郭大鸣求见过了。

而关于实质性问题,段宏业则一口回绝:“郭松龄请求政府罢免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发表他为奉天军务督办,这种举动执政认为如同造反,政府方面为维持纪纲应予制止;但根据目前情况不欲为此无用的表示,只有静观事态的演变。他的请求政府不能照办。”

执政府是如此说法,那么日本又是何态度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郭松龄因为不答应日本的条件,所以日本人才转而支持张作霖,但据曾经参与“调停”的守田福松的记录来看,则并非如此。事实上,日本人从一开始便不支持郭松龄,这与段祺瑞不支持郭松龄是一个道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想法,日本人和段祺瑞都不大清楚郭松龄的“政治理念”,他们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1925年11月30日,满铁发给日本外相的电报称,“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之要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此外,关东军方面也是如此态度。11月26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与郭松龄“谈”了四个半小时,极力劝阻郭松龄。最后,浦澄江声称,在发动军事行动之时,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据参加会议的殷汝耕(时任郭松龄秘书兼翻译)回忆:“大体上是高调威吓,认为郭忘恩负义,对郭的所为进行了严厉指责。对此,郭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并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这个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与日本人“勾结”,可日本的态度却已明确,那就是不支持郭松龄起事。可以说,“外交”上的孤立也是郭松龄失败的一大原因。

郭松龄“等”了三天

郭松龄在外交陷于被动,已经明了,那么,其内部又如何呢?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郭松龄原来以为,张作霖身边无兵,若乘其不意,一举拿下奉天,便可万事大吉。但一来张作相的第四军团正驻山海关,延缓了郭松龄的进军速度。再则,郭松龄虽然久掌兵权,但却不掌财权,一经“独立”,军饷立即成了问题,据鲁穆庭的说法,“军队的十一月份薪饷应于十二月初即行发放,但事前毫无准备,只得以边业银行的银块和沿途征收的捐税发放一部分”,显然,这对于军队的士气来说,是有影响的。

因为没有后勤补给,因而对于百姓的“爱护”在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了。据《锦葫战事——郭军反奉片断》(《葫芦岛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这次战役,祸及百姓,有的居民房屋被烧毁,畜、禽和粮食等被掠夺一空,稻池村民17岁的朱某因不敢给郭军带路,无辜惨遭枪害致死。”事实上,郭松龄在巨流河的失败,也与民心向背有关。有资料记载,当地百姓说:“郭鬼子带一帮饿鬼,把我们一年的粮柴,吃光烧光。”这说明郭松龄的行动遭到了百姓的反对,从而使补给更加困难。

更加糟糕的是,老天爷也要找郭松龄的麻烦。第二军“军长”刘伟的副官郭景珊在《郭松龄反奉原因》中说:“三十日部队到达连山时,这天气候变了,北风大雪,官兵穿的单衣,在战斗中冻死的很多,还有不少冻伤了手脚。”《锦葫战事——郭军反奉片断》也记载:“12月2日至3日,天气骤变,连降大雪,有一尺来厚,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0度,郭军士兵仍旧穿着夏季衣服,多被冻伤”,据穆春骑兵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科长房书溪回忆,战后统计,轻重冻伤者达7000余名。

郭景珊还回忆了一个细节,说12月5日攻占锦州后,邹作华参谋长下令在锦州休息三天。就是在这三天里,“张作霖就有机会电调吉林军队和黑龙江的军队,很快开到新民县东的巨流河了,进行防守”。郭景珊称:“郭松龄之所以失败即在这三天”。那么,郭松龄为什么要在锦州“休息”三天之久呢?一种说法是邹作华故意给郭松龄拆台。一种说法是等棉衣,但是,究竟是不是等来了棉衣,却有截然不同两种回忆。郭松龄的贴身卫兵姜明文称,休息三日的情况确实存在,其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由天津运来的棉衣。第二天棉服装与现大洋都已运到,连夜分发到官兵身上,又发了双饷,都是白花花的银元,官兵领到后全军踊跃,士气大振。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松龄根本就没能从天津运回什么棉衣。据鲁穆庭回忆,兵变之初,冯玉祥曾赞助郭松龄20万元,当时正值严冬,就派人在天津赶制了6万件大衣,但因交通断绝,未能及时运出。李景林的继任者孙岳(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景林败走后,任直隶督办)竟想趁火打劫。没办法,只得将这批大衣藏在日商山下株式会社的仓库内。后来,郭松龄兵败被杀,孙岳也被赶跑了,张作霖才将这批大衣当作“战利品”,运回奉天。

郭松龄的死亡追杀令

与守田会晤后,郭松龄曾给吉田总领事发去一电,提出了自己“收拾战局”的想法。在锦州时,“郭似乎已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守田手记),所以才会如此强硬。请注意,这里面也提及张学良,而并无“特别关照”,甚至其生命、财产都要“看着办”。最后一条,则更见郭松龄之“决绝”,简直就是“死亡追杀令”。如此说来,郭松龄就有些恩将仇报、刻薄寡恩了。

郭军参谋处长王仁山的回忆也可资印证。在天津时,郭松龄曾对王仁山讲:“我们是讨杨以清君侧,当然仍是张家的天下。”后来到了锦州,王仁山又问及张氏父子的“命运”,郭松龄变了口吻,说:“那得听地方上的处理了”。(《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141页)

笔者还注意到,兵变期间,郭松龄一直带着饶汉祥、林长民、齐世英等一批文人,显然“有所委任”的。刘鸣九说,郭松龄到锦州以后,就开始分配权力,内定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领导班子”。但具体差遣,现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奉天省长”为林长民。后来,林长民就死在新民,一说中流弹而死,一说中了迫击炮而面目全非。林长民有一个女儿,叫林徽因。

由此,也可推定郭松龄到省城后,可能并不会如通电所称的那样“竭诚翊佐”张学良。事实上,在锦州时,郭松龄曾对守田知生明确表示,他要把张学良送到日本“留学”。对此,守田是这样记载的:“我(郭松龄)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如果这一记载属实,也可证明郭松龄所谓的“竭诚翊佐”,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

而相比之下,张学良却一直对郭松龄心存仁意之念。据张学良的秘书刘鸣九回忆,张学良曾让他拟写电报,命人把郭氏夫妇送到他的司令部来,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就现有资料分析,张学良确实没有处死郭松龄的想法,当听到郭松龄已遭枪毙的消息后,张学良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薛西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