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主编 格鲁伯奖得主蒲慕明: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级科学家

央广网上海6月13日消息(记者吴善阳)6月8日,Gruber基金会宣布2016年度Gruber神经科学奖将授予世界知名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生物学荣誉教授、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这位出生在南京、成长于台湾、长期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曾参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组建并担任首任系主任、长期担纲中国神经科学研究领军者的世界级科学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蒲慕明博士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除了在突触可塑性领域的创新发现,蒲慕明还在很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包括神经细胞的极化,神经肌肉接头的成熟,轴突导向的分子和细胞机制,以及神经营养因子对突触功能的调控。

他开辟的许多新的研究途径促进了整个领域的发展,比如他使用神经-肌肉离体培养研究突触可塑性,发现环核苷酸水平可逆转神经生长方向的选择,以及认识到一个突触的可塑性往往可以影响到远处突触的功能。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大脑信息存取,长期记忆的形成,以及大脑的高等认知功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蒲慕明平生最得意的一个科研成果是与人工神经网络有关。1994年,他有段时间卧病在床,偶然读到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克里克说的一段话,大意是人工网络如果输出错误,计算机程序可以纠正输入,但人脑神经元的输出却不可以决定输入。

真的是这样吗?蒲慕明研究发现,体外神经细胞输出效率弱化后,也可以自动使输入的效率相对应地弱化。这一成果后来在《自然》杂志以长文发表,引用者却寥寥无几。对此,蒲慕明并不介怀,在他看来,这一研究对于类脑智能的发展可能蕴含着新的契机,其价值可能在未来得到显现。

很多人乍一听到蒲慕明是美籍华人都很惊讶,相处多年的王伟研究员却觉得他身上处处洋溢着中国情怀。蒲慕明说,西方科学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追求学问的初衷上有很大区别。个人兴趣和个人成就与荣耀是西方科学家科研的动力,得到诺贝尔奖是个人成就的最终表征,而忘我精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

他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的传统,充满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他毫不讳言当今许多西方培养的中国科研人员已经更多地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而缺乏这样的情怀。当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工作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情怀和团队精神取得的,今后重大的科学突破仍然要依靠这样的传统。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格鲁伯基金会这样评价道。对这一说法,蒲慕明并不认同,但他的同事们却觉得“当之无愧”。 1999年,蒲慕明出任神经所所长,面对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整体水平薄弱的现状,他一边撰写着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报告,一边着手从海外招聘人才。

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在蒲慕明的引领下,神经所形成了覆盖神经科学主要前沿研究领域的四个研究方向,即分子与细胞神经科学、发育神经科学、系统与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系统疾病机理研究。

围绕着这四个前沿方向,神经所建立了“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参加全国生物医学类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第一。

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开创性地建设了非人灵长类苏州食蟹猴基地、九亭绒猴基地、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以及干细胞研究平台等。就在3个月前,神经所老楼的一部电梯被标明了“动物专用”,这正是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所在地,这是目前神经科学最前沿的一个领域。

2014年1月,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上海成立,蒲慕明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为促进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现已扩展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以适应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渗透式发展,引领未来。

在他主导下,中心开始实施学术骨干融合工作机制、双导师研究生指导制度、以及多学科交叉授课机制等。今年1月,蒲慕明率先执行“蹲点”计划,成功开启卓越中心学科交流工作,既有面向全所科研人员开放的专题学术报告,也有针对不同实验室的深度交流。他相信,未来科学的灵光,会在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交叉融合中闪现。

献身科学的活得更轻松,今年67岁的蒲慕明可谓“不老神童”,同事们打趣说是“逆生长”。在2012年全职所长之前,他每个月在中美航线上做“空中飞人”,但他从来不倒时差,只要一有时间,哪怕十几分钟,都会打开电脑工作。如今,他每天很早上班,整天伏案工作,没有下班的概念,常常是啃个面包就当是正餐。对此,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是20多岁,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去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