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防军司令郭忏武汉会战时期国民党长江流域江防军研究

2018-03-29

字体:

大中小

浏览:

文章简介：(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守卫长江流域,于淞沪会战后组建长江流域江防军,江防军历经中国抗战长江沿线重要的战役,包括江阴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在武汉会战中,为保卫武汉,江防军于马当湖口一线战前做充分准备,后因部分高级将领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最终使武汉会战前哨战.马当湖口要塞争夺战很快落下帷幕.尽管中国江防军退出了苦心经营的马湖要塞区,但江防军仍为保卫武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关键词:江防军;长江流域;马湖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守卫长江流域,于淞沪会战后组建长江流域江防军,江防军历经中国抗战长江沿线重要的战役,包括江阴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在武汉会战中,为保卫武汉,江防军于马当湖口一线战前做充分准备,后因部分高级将领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最终使武汉会战前哨战、马当湖口要塞争夺战很快落下帷幕。

尽管中国江防军退出了苦心经营的马湖要塞区,但江防军仍为保卫武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江防军;长江流域;马湖要塞区;武汉会战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0-0023-03

一、抗日战时期长江流域江防军组建发展

抗战时期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的成立始于1937年10月,由参谋本部奉发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密令,密令中指出:江防司令受委员长直接指挥。江防军总司令部在理论上有权统率长江地区的陆海军与各要塞。依据参谋本部制定的《江防计划纲领》草案[1],由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兴担任国民党军江防司令部总司令。

但是在抗战初期,江防军总司令部实际的负责区域为南京以下的江段,成为南京防卫的前哨。这个防守单位下辖江阴要塞司令部与临时组织的江阴江防司令部。

而海军舰队残部名义上由江防军总部节制,但实际上由海军部自行指挥。江防军总司令部实际辖有陆军野战军只有第一〇二师(柏家辉)、第一〇三师(何知重)、第五十三师(李韫珩)、第一一一师(常恩多)、第一一二师(霍守义)和海军司令部、江防军司令部、江阴、镇江要塞司令部、江苏保安第二团、炮兵第八团1个营、第十团1个营。

南京保卫战后,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在武昌拟定了抗战的《第三期作战计划》,其部分内容为:“湖口以西,武汉以东之各要塞,应力事增强,并统一指挥,以江防总司令统兵守备之,并加封锁。”[2]为统一江防海军和要塞之间的指挥,军委会重组了江防军总司令部,仍任命刘兴为江防军总司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为副总司令,并归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3]。

原海军第三舰队副司令谢刚哲率领其余人员撤至武汉附近,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4]。

武汉以东的江防,除由海军编成的要塞炮兵、要塞守备队和第一、第二舰队外,各要塞区及附近部署有陆军部队的防守单位。这一时期江防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连同要塞守备部队在内,多兵种联合兵力达到14个师之多[5]。

武汉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年在宜昌成立长江上游江防军司令部,原江防军总司令刘兴离开军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为江防军总司令,副司令萧之楚、曾以鼎,参谋长杨业孔。这一时期随着海军在战斗中损耗,江防军的组成,多以陆军野战军为主,主要野战陆军包括第二十六军(萧之楚)、第七十五军(周碞)、第九十四军(郭忏兼,1940年1月由李及兰接任)、第一二八师(王劲哉)、鄂中游击纵队(曹勖)[6],夹杂配属宜万要塞、渝万要塞守备队、漂雷队、烟幕队、游动炮兵包括迫击炮、战车炮炮兵组成[7],以及海军第二舰队残部等约10万余人,主要负责战略枢纽宜昌、陪都重庆一线的布防。

宜昌陷落后,原江防军总司令郭忏失地有责,被处以军法审判,遗职由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吴奇伟担任。此时的江防军在固守长江三峡要塞同时,广泛收集储备作战物资,配合收复宜昌。这一时期江防军多以兵员充足、装备齐全的中央军为主,同时开始承担起部分主动出击的作战任务。

鄂西会战期间江防军主要陆军野战部队计有:第十八军(方天)、第三十军(池峰城)、第三十二军(宋肯堂)、第八十六军(方日英)。常德会战期间主要参战部队有: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第一〇〇军(施中诚)、第十八军(罗广文)、第三十军(池峰城)、第八十六军(朱鼎卿)[8]。

二、武汉会战时期长江流域江防军部队人员编组

武汉会战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江防军主要负责武汉外围要塞的守卫工作,期间根据前一阶段战斗情况,于武汉重新完成编组,仍任命刘兴为江防军总司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谢刚哲为副总司令,组建马当守备区、湖口守备区、九江守备区、田家镇守备区。

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李韫衍同时肩负马当守备区指挥职责,下辖陆军第五十三师,第一六七师1个旅,同时指挥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所部要塞兵,包括:要塞炮兵第一、第二、第三分台,要塞守备第一、第二营,要塞炮兵教导第一、第二队(欠2个分队)、江防要塞守备第一总队陆战支队,第二、第三总队炮兵第八团第一营第一连。配属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五营第十六连、炮兵第四十一团第三营第十连。

湖口守备区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下辖所部陆军第一六七师(欠1个旅)和湖口总队包括:湖台第一、第二、第三分台要塞守备营,要塞炮兵教导2个分队,要塞守备第三总队,海军陆战队山炮连,炮兵四十二团第二营第七连1个排。

九江守备区指挥官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下辖陆军第二十六师和九江警备司令陈雷所部江西保安第三团,江西保安第十一团,九江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

田家镇守备区指挥官第七十三军军长王东原下辖陆军第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第七十七师,同时指挥田家镇要塞司令蒋必田一台(第一、二分台)、田二台(第三、四分台)要塞守备第一、二营,要塞炮兵教导第一、二分队,独立炮兵第六营,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二营1个排,江防要塞守备第三总队第一大队1个中队。

另副司令谢刚哲率领其余人员撤至武汉附近,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指挥海军总司令部所属驻防黄州鄂城之线以下地区与江防有关之舰艇计有总台:黄一台,黄二台,黄三台。要塞守备第一营、第二营配属炮兵第四十五团第一、五连各1排,江防要塞守备第一总队(第二大队陆战支队,第三大队第六中队)和海军总司令所属驻防金口(含)以下自黄鄂之线地区与江防有关之各舰艇,田壁黄鄂阻塞工程之敷雷等部队[9]。

根据战前部署,江防军需要负责马当、湖口、九江及田家镇各要塞的守备工作,但进入战时,战局发生变化,马湖要塞区的迅速陷落,迫使中国军队守备计划发生了变化。其中田家镇守军陆军第七十三军,后调湖口地区守备,田家镇要塞重新划分南北地区,守备任务分由第五十四军及第二军担任。

九江守备区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调防湖口,受三十四军团指挥。而九江守备任务重新被分配给张发奎之第二兵团。这样在武汉会战中江防军实际作战活动仅仅是马湖要塞区沿线。

三、武汉保卫战战前准备工作

武汉是位于中国中心位置的重要城市,是沟通东西南北方向的重要枢纽,日军为攻占武汉三镇,“除终止部队回国休整外,还必需增兵约四十万人和新编兵团二十四万人,作战军需估计要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大本营决定进行如此重大的作战,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1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保卫武汉,继江阴封锁线之后,由江防总司令部主持,江防委员会施工,在马当江中建立一条阻塞线,来阻止日军溯江西进。阻塞线以水泥、石块、木桩及铁丝网等建成,构筑人工暗礁顶部略低于水面,并在阻塞线前后布水雷800余枚,同时拆除荻港至九江各种航道标志。

马当阻塞线作为保卫武汉的第一道防线首当其冲受到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力求达到“置重点于马当,逼迫敌人的主力在鄱阳湖以东作战”[11],蒋介石表示将亲往各要塞检阅[12]。

同时为配合江防军作战,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东流、马当歼敌登陆,直接协助江防军马当要塞作战的展开。马当地处江西彭泽境内,地势险要。江中沙滩将长江一分为二。左水道甚狭窄,至抗战爆发已经淤塞。

右水道为主要航道,江面最狭窄处,宽不过500米,渐成要隘。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之前,于长江沿线考察构建要塞,筑有一般工事。全面抗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西上,军事委员会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负责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并由地方负责原料和后勤供应。

经过两次施工,仅留南岸可通过单船驶过的航道,至此基本构成马当要塞封锁线。为协调统一指挥武汉会战期间江防各要塞陆军、海军的守备力量,故在1938年6月中旬末,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指挥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诸要塞。

其中马当要塞部署第一六七师由湖口推进马当区,以1个旅配置在黄栗树,1个旅分置在香山及下隅坂。马当要塞阻塞线增布水雷700枚,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13]。

长江下游等处要塞之整理。“自‘一二八沪战’之后经过长期的从事长江封锁之准备,整顿要塞守备部队,加强要塞工程等工作”,初见成效,“在陆上阵地未被敌突破之前,敌舰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14]。

四、长江流域江防军武汉外围作战情况

1938年6月22日日陆海军企图沿长江进攻武汉门户马当,但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炮兵的不断射击,加以江中布满了水雷,最后放弃江上进攻计划,改以一部分兵力在毛林洲附近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

24日,经与守军五十三师反复争夺后,占领了黄山、香山及香口。第18军军长李韫衍玩忽职守,贻误战机,致使马当守军防线在日军攻击之下,短时间瓦解。另外在已发现日军登陆之后,违命不遵,指挥彭泽守军第一六七师薛蔚英部增援,令其避走大路,反行崎岖小路。致使增援计划落空,对马当要塞迅速陷落负有重要责任。

6月25日,第三战区第六十师的第一八〇旅曾协同五十三师一部一度夺回黄山。同日,日军由香口出发攻袭藏山矶,遇中国守军的阻击,退守香口及其以东地区。但日军于牛首矶登陆,与沿江中国守军形成对峙。

26日,日军在娘娘庙、牛首矶等多处登陆,大举进犯,并发射了毒气催泪弹,援军第一六七师迟迟未到,要塞守兵在敌海、空军猛烈炮火轰击及优势兵力围攻下伤亡殆尽,被迫放弃要塞,马当沦陷。

马当陷落后,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责令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马当、湖口沿线各地部队,收复马当要塞及香山阵地并确保之[15]。中国陆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十一师、十六师等各部队遵照命令向香山日军发起反击,28日拂晓,第四十五军一〇五师一度收复了香山。

日军退至香口。日军在得到主力增援后,中国军队未能克复香口。6月29日晨,日军成功爆破马当封锁线,日海陆军协同配合,同时从马当、香口向彭泽发起进攻。彭泽守军第五十六师、第一六七师损失严重,彭泽失守。

中国增援部队十六师也与日军遭遇,战况激烈,后被迫退至郭家桥一带高地防守。在马当、彭泽失守后,第九战区重新作出调整部署,加强湖口防御力量:以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指挥官,化归第三十四军团军团长王东原指挥。

同时由王东原所部第七十七师、第十六师等部向盘踞在娘娘庙、彭泽的日军发起反击。第四十三军的第二十六师接替第七十七师防守湖口,王东原亲率第七十七师及第十六师进击娘娘庙。

7月2日,陈家桥成功被七十七师占领,第十六师也攻克龙山,给予日军以重创,但自身亦损失严重。继前日攻势之后,3日中国军队第七十七师继续向宁家垅、廖家坡一带日军猛攻,击毙日军百余人。同日日陆军在海军、陆军航空兵配合下,攻占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师阵地,并于当夜迫近至湖口不足5公里处。

第二十六师退守湖口城,形势严峻。军事委员会急令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死守湖口;同时,复令第三十四军团王东原部并指挥第十一师向湖口方面日军侧击;而令第四十三军主力进驻湖口,死守待援。

7月4日,日军在飞机、舰艇炮火支援下猛攻湖口。第二十六师与日军反复争夺,伤亡甚众,仍坚守阵地。日军施以毒气,突破多处中国军队阵地,中国援军第七十七师及第十六师师增援受阻,湖口遂于当日陷落。

此次武汉会战前哨战,“虽经我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给予狂傲的日军以重创。但高级指挥官的疏于战备,敌情意识不强,战略战术指挥水平庸略,畏第怯战,妄自为大,自以为是,不听从命令,要塞步兵与野战步兵协同配合不强,指挥系统混乱庞杂,军械废弛等原因致使我军耗费人力、物力经营数旬的马当、湖口一带要塞群,迅速失陷,深刻映射出当时国军内部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在《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陷之实情》[16]的报告中陈述的原因基本属实。江防军总司令刘兴,于马当、湖口要塞失守后,辞去军职。遗职由郭忏担任。

五、余论

“日军突破了马当要塞西进彭泽在江防上我军固然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战略上对于日军却并未获得优势,日军沿马当彭泽乃至湖口进攻九江和南昌虽说已经获得了一条切实的路径,但是这只是沿着江面的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据着山地的我军随时有出击或者截断其联络和后路的可能。”[17]

但是对于诞生于淞沪会战时期的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来说,江防军的建立填补了中国海军与陆军间一个空白,江防军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内陆水面守备部队,对中国军种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尽管江防军最终没能独立于海军、陆军之外,成立一个新的军种,但是这种混杂步兵、炮兵、特种兵的“大杂烩”也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暴日侵略,为应对时局变化,一种积极有益的创新,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中具有崭新的意义。

同样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亦是显著的,守护着中国重要的长江流域。近代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中国重要区域军政经济文化中心,这其中包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而武汉作为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军政中心,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汉的保卫战意义不在于时间的长久,而是代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是为中国抗战继续下去进行准备。“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18]这是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真正意义所在,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以空间换取时间。

即便是最终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而以江防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江防军仍然守卫在中国的长江流域,战斗在宜昌、重庆直至抗战胜利,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