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老师 著名学者吴熊和先生去世 曾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
2012年11月2日晚,当代著名词学家、学者、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熊和先生去世,享年79岁。
吴熊和,1934年5月出生于上海。1955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吴先生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薪火相传而又卓然而立,在国学之一脉——词学研究尤其是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执教大学讲台,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8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各层次的学生也都不同程度地从先生身上受到了学术熏陶,浸润到了人格魅力。
他治学,严谨开放
那是一个国学大师尚存、一流学者辈出的时代。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聚集了大批国学大师和一流学者。1951年,在华师大入学考试的卷子上,徐震堮先生看到了一首清丽的古体诗,惊为天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17岁的吴熊和。虽然这孩子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徐师却果断将其收到了自己门下。在华东师大四年,除了徐震堮先生,施蛰存对吴熊和的影响也很大。
1955年,21岁的吴熊和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到浙江师范学院古典语言学研究班,师从夏承焘、姜亮夫、陆维钊等星光熠熠的诸先生。这所院校,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大学。
毕业留校后,吴熊和专从夏师学词,并成为夏承焘的得力助手。师从一代词宗,对吴熊和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夏承焘曾有一句话:“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 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册是串好的竹简,古代的书籍——就是教人要用功。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
这个“笨”字,吴熊和是继承了的。
吴熊和的弟子、如今是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沈松勤回忆老师:博览群书,读书做学问,眼界极高,“先生跟我们说:研究唐宋词学,你要从先秦读到近代。要打通视野,才能取其一点。”
“他给研究生、博士生上课,主要教我们自己看书。看完了,到他家里,大家谈感受。我们大谈特谈后,他会故意提出不同意见,引起大家的争论,进行热烈的交锋。——这样的上课形式,比现在有用、有趣多了。”
“记得有一次上课,他把几届博士生都集中到一起,他说在暑假里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了一些心得,召集我们讲一下。他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听了,几乎每句话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听讲的两个方面成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所时常关注的问题:一是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而缺乏学术根底,易游谈无根。
其二是有关浙江学术的论述。他以为浙人古往今来都很重思想,且都具有超前意识,往往与时尚相左,要经过若干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比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王国维、马一浮等。”
所谓“师承”,就是如此罢。
他教学,意趣盎然
1983年,奠定吴熊和学术地位一书的《唐宋词通论》出版。那是他长期准备、厚积薄发之作——在多年的下乡、下厂与文革十年中,不论在水乡山村或劳动间隙,他总是手不释卷,无书不观。所以,《唐宋词通论》一书的出版,虽然被他看作只是自己词学研究生涯的正式开始,却被学界誉为新时期词学的扛鼎之作,建构了唐宋词学的学科体系。
当等身的学术著作摆在面前,我们总是容易把“严谨”二字在著作和人之间画上等号。
听听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们的描述,让我们见识到了当年吴熊和上课时的盎然意趣——
“吴先生是中文系中有名的大才子。他讲解他的宋词,讲到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种词调,我们听呆了,教室中鸦雀无声。”
“钱钟书曾被称为‘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吴熊和也一样——他穿件皮夹克,笑眯眯的,没有讲义书本,一节课滔滔不绝,就讲苏东坡的段子。”
“那天,他来讲《唐宋词通论》,正文还没展开,先生先吟咏了朱熹老夫子的‘胜日寻芳泗水滨’。又说,这么好的春光啊,我们不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应该去追春。”
他为人,淡泊宁静
从23岁进入杭州大学,到去世,日子就在做学问中缓缓地过去了。
吴先生为人极低调,我们曾多次想向先生约一回专访,一直被婉拒。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他也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媒体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去世前,先生已经和癌症搏斗了十年。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所以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只举行了一个只有家人参与的告别会。
他的学生至今记得十年前的一幕: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先生与师母晚饭后一同出来散步。先生那时大病初愈,高高的个子,穿着一件白衬衣,嘴角噙笑,神情冲淡,在这平凡而日常的街头,夫妇二人恍若神仙眷侣,慢慢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