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金融的哲学 周洛华的博客对金融学基础的哲学思考
诱惑太多,质疑太多,强烈的虚荣与虚弱的内心之间的反差和对立会时刻驱使你去做更违背人性的决定。我们要拥有真实的自我,而不被虚荣和诱惑绑架。人应该更独立、更全面、更彻底地认识自己并接受自己,这是成为一名投资者的重要条件。
所以,应先有一部完整的伦理体系,金融学的任务只是用市场交易的方法把它体现出来,使之对世人形成正面的激励与约束,鼓励人们拥有独立、完整和真诚的人性。
看不见的手
与暗室中的国王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理解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且都相信有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要么在更智慧地配置资源,要么在无形之中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求神拜佛,四处打探消息,口口相传地说什么市场有股神秘而万能的主宰力量,有时它就被贴上“国家队”的标签。总之,我们相信这个外部的神一样的“看不见的手”主宰着我们在财富修行道路上的最终命运。
我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总理温家宝出访英国发表演讲时,曾特地提到了亚当·斯密另一本远不如“看不见的手”出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我想,对“看不见的手”的崇拜也许是当前金融市场的现状,但这不是通往自我救赎和完善的正确道路。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戏剧《暗室中的国王》给了我很多启发,我曾长时间地参悟这部剧作中的哲学意义,却百思不得其解。搜索有关评论,我发现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恰如技术派投资人中的数浪,千人千解。
在《暗室中的国王》中,从来没有人见过国王,有些人怀疑国王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些人相信国王因为太丑而不敢露面,还有一些人——如女仆苏朗嘎玛则对国王无比崇拜而不要求见他。人们只知道国王是“有死之人无法比拟的存在”,只有那些内心对国王完全臣服并克服了自己骄傲的人才能感知他的存在。
王后苏达莎娜只能在暗室中与国王相会,她渴望知道丈夫长得什么样,希望能在暗室之外见到国王。一个有着俊美的外表的假冒国王让她着迷,由此受到了羞辱并引发了一场战争。王后醒悟之后,认识到自己应该完全臣服,以虔诚之心做国王的奴婢。
这样一想,她便与国王达到了合二为一的境界。只有在这时,暗室中的王后在镜子看到了国王(其实是她自己的影像),“你的爱住在我之中,那爱映照出了你,你看到你的脸映照在我之中,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然后国王打开了暗室之门,王后走到了阳光中(全剧直到结束,国王都未曾现身)。
在我看来,泰戈尔这部剧作是在探讨个体生命的最高存在形式,人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国王并不象征着神,而是王后本人。王后原先是个普通人,她对国王认识的变化,代表了人的自我认识过程;假国王则代表着人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感官与肉体之美。
很明显,人类如果沉溺在感官和肉体之美中,便无法让心灵宁静,当然也就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泰戈尔思想中的“梵我合一”被视为最高境界,《暗室之王》正是通过戏剧形式传扬这一思想。
暗室中的国王是我们,如果你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我们的命运,那只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你自己。许多人不能从心理上完全接受现实的自己,而把别人对自己判断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当别人认为自己贫穷、丑陋和愚蠢时,就把自己同这些形象切割开来,拒绝承认这三张标签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分裂的人格,真正应拒绝的是被别人贴上的标签而不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巴菲特说过“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分析,而不是因为别人认为你正确”。无论你的分析能力多好,你还是会时时受到假国王的诱惑,还是可能在困难时迷失自己。为什么成熟市场的投资人不提倡在不同股票之间跳跃?因为这些吸引你离开本来固守投资的光鲜亮丽的股票就是假国王。你之所以会被假国王吸引,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接受和把握真实的自己,这样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你不能去参与资本市场。
诱惑太多,质疑太多,强烈的虚荣与虚弱的内心之间的反差和对立会时刻驱使你去做更违背人性的决定。我们要拥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被虚荣和诱惑绑架。我并不宣扬固守一项投资就是成熟的投资理念,我只提倡人应该更独立、更全面、更彻底地认识自己并接受自己,这是成为一名投资者的重要条件。你永远无法事先证明这个策略比那个策略占优,只能去把握一个真实的自己。
最近我反复读了心理病理学家卡伦·霍尼在上世纪30年代撰写的《我们内心的冲突》,差不多把整本书用各种颜色的笔画下了重点线。那些在房价节节高升的过程中因为恐高而没有买房的人,一旦做出了买房的决定,内心立即发生了变化,由恐高而变成了恐跌;这样的人生就类似于永远没有找到国王的王后一样。
因为在人格分裂情况下做出的任何投资决定,都逃不脱悲喜的轮回。不要把自己的决定和别人的期望联系起来,不要认为自己的命运系于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而应去完整而独立地认识并接受自己真实的人性。
对于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而言,先有人性,再有决定。而这个决定并不是由那个聪明的你做出选择以后,再由外部的看不见的手来判断成败的,而是由一个完整的人独立做出的。
最优路径与真诚人性
金融学领域人才济济,聪明人聚在一起即便争吵也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我一直认为这是好现象,直到我参加了一个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而召开的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协调会后,我才重新审视了那个金融学需要“诚实的笨蛋”还是“聪明的坏蛋”的比喻。
银行家们在会上提出了多种意见,这些意见是如此的具有创造性,以至于我觉得他们已把对政策和法规的理解推到了我登高远望亦不能及的极限之外。我猜想:这些回避矛盾和监管的做法,究其目的无非是帮助某个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继续保持借新还旧的能力,这样也许能把他们前期发放的贷款置换出来,或使这些贷款不要在自己任期内暴露问题。
如此一来,问题就简化成了究竟是找出一条最优路径来挽救自己任期呢,还是应践行真诚人性的原则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BOT也好,BT也罢,并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创造。大约200年前,当奥匈帝国大兴土木修建铁路时,有人把刚刚崭露头角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介绍给首相梅特涅时,可能就已有了类似的融资安排。传记作家暗示,梅特涅和妻子可能接受过罗斯柴尔德的某种财务帮助,也有人相信梅特涅授予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融资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帮助这个家族奠定了在欧洲银行业的地位。
那时的欧洲战云密布,一国的在建工程或政府还款能力经常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当罗斯柴尔德提出为确保安全而要求在对应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果发生战争当如何安排时,这位以阴谋诡计而著称的奥匈帝国首相断然拒绝:“我不允许银行家在事关欧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施加任何影响”。
我读到这段内容以后一直在想:是否只有在这样严格恪守道义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才能最终诞生一家管理优秀的银行呢?而政府过度的保护反而会导致银行放松风险控制意识并最终削弱其竞争力?让不诚信的政府承担更多还款义务就能使得放款银行变得更安全了吗?反过来说,如果政府给一个违背道德伦理的银行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就能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吗?不诚信的政府和不安全的银行体系是否是共生共存的生物体呢?
怎么没有帝国的谋士出来规划一种最优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暂且答应银行方面的要求与欧洲某国保持和平,这样可以压低项目风险并相应降低融资成本,待帝国铁路网建成完工后再与某国翻脸开战也不迟——为何不出此“缓兵之计”呢?那份融资协议事关战争与和平吗?抑或战争与和平、融资与建设都只是某种道德伦理的体现?我读完百年后英国人写的《梅特涅传》,感觉这不是个最优路径问题,而是体现真诚人性的问题,无论是高额的融资成本还是战争风险,都是一个坚持正义与理想的民族要勇敢直面和承担的。
这种“敢担当”的精神是一种闪光的人性美。
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陷入了长达20年经济停滞和衰退,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也曾陷入衰退,但很快复苏,走向了新的繁荣。至今日本仍在上一次衰退的泥潭中挣扎,而美国已经历了几次繁荣和衰退周期了。
有关日本衰退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我在想是否因为日本把各种问题银行合并起来,希望将坏账丑闻和金融问题掩盖起来的做法反而推迟了其复苏进程呢?遮遮掩掩,不敢面对问题的做法究竟是使他们国家的金融体系看起来更健康了还是使得日本丧失了机遇?这些应对措施可能会使国际投资人更怀疑和担心日本的金融体系,而这种遮掩金融体系坏账的做法是否和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回避责任的认识同出一源呢?如果不去奉行真诚高尚的道义原则,而是不断地用计谋去应付问题,这样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系统性问题呢?
投资银行的责任和能耐就是雇佣一批聪明又勤奋的年轻人包装出一个更吸引人的IPO吗?我们能事先设计出成本最低,风险最低,最合理安全的金融改革路线图吗?还是应始终致力于捍卫体现真理和正义的价值观呢?“驱散认识的迷雾是哲学的主要工作”,维特根斯坦令人既钦佩又敬畏之处就在于他不留情面的诚实。
可以说,道德拼争——做个真正的人——主宰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做得体的人”的首要意思是,克服骄傲和虚荣带来的做不诚实的人的种种诱惑。“那是一种伦理上的严肃和忠实的状态,那种状态甚至将经受住那位最严厉的法官的详尽审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我每次参加金融机构的研讨会,都会遇到新近回国的青年人,我看着他们呈现出来的越来越复杂和高深的数学模型,不知该欣慰还是皱眉。是否可先解决GDP的规模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还是应先解决利率市场化问题?我看到各路精英纷纷为中国金融改革路径献计献策,他们的动机固然可贵,但是其内在的、隐含的思想方式还是“正确目标,合理路径和可控成本”这条脉络,也就继续沿袭着把金融学桩基打在逻辑大地上的思路。
可惜,我无法在逻辑土地上用逻辑的方法证明金融学的基础不是逻辑。
所以,应先有一部完整的伦理体系,金融学的任务只是用市场交易的方法把它体现出来,使之对世人形成正面的激励与约束,鼓励人们拥有独立、完整和真诚的人性。一个健全和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基础是符合人性的伦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努力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努力是一致的。
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理应建立在体现真诚人性的伦理上,先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才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体系映射在现实世界中,激励人们“善作为、敢担当”去实现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