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张学良的是非恩怨
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民国时期的许多将领都有所评价,或褒或贬不一而足。也许是过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他臧否人物直抒胸臆、畅所欲言、无所忌讳。谈及众多和他交过战的对手,他说“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佩孚是直系领军人物,论资历、地位与张作霖不相上下,直奉两系尽管多有龃龉,也多次交手,但在直皖战争及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吴佩孚与张作霖也多次携手,二人还义结金兰。
作为子侄辈的张学良对于吴佩孚理应敬重才对,为何做出如此鄙视的评价?吴佩孚又是怎样看待张学良呢?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是非恩怨?
“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吴佩孚两次交手。对于战场上的对手,双方并不陌生,张学良对吴佩孚的评价来自战场上的经历。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不会打仗,不是好军人;二,对部下不仁慈,不善驾驭人;三,刚愎自用、自欺欺人。
关于打仗,张学良讲述了两次直奉战争中的几个事例。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战败北退时,直军未能乘胜追击。张学良说: “那时候他要是追击过来,自山海关追击过来,要是用全力追击,可以把东北给解决了,因为东北的力量已经打败了,就剩我的梯队了。”张学良军队在山海关阻击直军, “把直军挡住了,那么就和谈了,不打了,我就在这点上,看不起吴佩孚。假使吴佩孚他用力量往东北打,可以把东北事情给解决了。”
由于直军没能乘胜追击,使张学良率领的部队保存完好地回到东北,给奉军以重整旗鼓的机会。
作为与直军对垒的奉军将领,张学良没有因为直军未能乘胜追击而心存侥幸,反而从战略战术角度,批评吴佩孚失去了彻底战胜奉军的机会。而“穷寇勿追”正是兵书上所要求的,以防止敌人背水一战,反而使自己受到较大的损失。熟读兵书的吴佩孚倘若能够了解奉军真实情况,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谈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说: “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奉天实实在在的出了7万人,他光山海关来的(就有)21万,比我们多两倍,但怎么叫我们给打败了?……军队里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叫(被)各个击破,他把他的部队就是陆续的增加,明白吗?来一个师,叫我们给打完了;再来一师,叫我们给打完了:他陆续增加……他把交通指挥得非常混乱,军队运不上来。
所以,没等他增援的来,就叫我们给打败了。”张学良提到在这次战争中韩麟春的第一军团把九门口打开,张学良把主力都调到九门口, “吴佩孚真是没有用啊,我们山海关就搁了一旅人在这儿守卫……假如当时吴佩孚能看明白,他要从山海关打出来,那我们就完蛋,我们没有军队了”。
张学良以亲身经历的两次战争为例,作为指挥官从战略战术角度批评吴佩孚不会指挥打仗,无可厚非。
吴佩孚也的确在这两次作战指挥中没能做到知己知彼,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犯下了兵家大忌的错误,但得出吴佩孚“不是好军人”的结论则有些偏颇。两军对垒终有胜负,胜败乃兵家常事,单凭一两次战事来评价指挥官的才能有些以偏概全,客观的说,第二次直奉战争是继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更惨烈的一次战争,不仅是指挥官才能的比拼,也是双方综合实力在战场上的一次大较量。
张作霖吸取第一次直奉战争教训,启用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新军将领;整军经武,提高官兵素质;大力发展东北经济,尤其是军工企业迅猛发展,使奉军的实力远远高于直系,还从德国、日本等引进先进的武器、设备,为战争提供充足的后勤给养;并以政治、金钱手段,分化、收买冯玉祥、胡景翼、王承斌等直系将领,使他们阵前倒戈。
反观直系,不仅将帅之间矛盾纷纭,而且财政经费困难重重,战略物资极度匮乏。诸多因素导致直系惨败,此役也是吴佩孚人生走麦城的开始。虽然吴佩孚也曾身经百战,久经沙场,曾经八方风雨会中州,也有孚威上将军、常胜将军的美名,但还是败在了年轻的张学良手里。
对于驾驭部下,张学良列举了二次直奉战中的一件事。
也是在山海关战役中,直军左翼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兵败服毒自杀,吴佩孚命令将其脑袋割下挂起来,以示惩戒。在张学良看来,将领兵败引咎自杀,是负责任的表现,理应尊重、厚待才对。吴的做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些惩戒过严、矫枉过正了。
据吴的部下潘承禄回忆,在援湘战役中,吴佩孚任前敌总指挥,有一次,吴率步兵团长王用中和炮兵团长张琢斋赴前线督战,张琢斋不幸阵亡。王用中哭着向吴汇报: “大帅,琢斋阵亡了。
”吴以严肃的态度说: “嚷什么!敌人退了吗?这是火线!”接着又说: “战场是神圣的,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
”回到驻地后,王用中当即请假回乡。吴所指的不洁净是指张琢斋此前不久有宿娼之事,吴借以惩一儆百。对于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如此绝情,着实令部下感到刻薄寡恩。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吴佩孚不近人情的严厉令身边追随者越来越少,几乎成为孤家寡人。这也是他人生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山海关战役中,奉军打败了陕军第二师并抄了师司令部,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吴佩孚写给师长张治公的函件,写在办寿时所用的一种特殊纸张上,函件上说,“张学良黄毛乳子算什么东西?……你不必怕他,本大帅明天到那儿,他立刻就得跑掉。
”此函件说明吴佩孚根本没把张学良放在眼里,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个黄嘴丫子、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凭自己的声势就可以把他吓跑。而在张学良看来,吴佩孚的函件不仅可气,简直幼稚可笑。此函件暴露了吴佩孚目中无人、刚愎自用、傲气冲天的性格弱点。
“我不羡慕老弟别的,只羡慕您有这个好儿子”
表面上看来,在吴佩孚眼里,张学良似乎只是个“黄毛乳子”,他根本没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吴佩孚膝下无子,仅有从兄弟那过继来的侄子吴道时做养子。虽然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张作霖,但还是很羡慕他有个好儿子。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为了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张、吴决定重修旧好,彼此又都抹不开面子,张作霖毕竟是战争发动者而且是赢家,先拿出低姿态。
他派儿子张学良携带贵重礼品以及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俘获的3000名官兵和300条枪(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实际俘虏直军3万多人,缴获5万多条枪),去给吴佩孚赔礼,请求吴佩孚谅解,吴佩孚也不计前嫌,在张学良、张宗昌等人斡旋下,二人重修旧好。
二人能够重修旧好,还源于吴佩孚个人的人格魅力。
吴佩孚战败后,向部下询问被囚禁的曹锟情况,得知“不论哪一方面(监视)都要听张作霖的话”后,立刻给张作霖发了一封电报,称“这次战争所有一切,均由我吴佩孚一人主持,绝不与曹仲老(曹锟字仲珊)相干。
你早晨把仲老释出,我晚上就亲赴辕门,请君处置”等等。张作霖对吴的电报深为赞赏,向其左右说,人家曹仲珊用的人是这样义气,真是忠心于他的长官,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真是好样的。
1926年6月26日傍晚,张作霖专车抵达北京人驻顺承王府官邸。28日晨6时,吴佩孚专车抵京人住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宅。上午9时50分,张作霖先到王宅拜会吴佩孚。二人一见面,吴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不羡慕老弟别的,只羡慕您有这个好儿子。
”双方约谈20分钟,张作霖离去。11时,吴佩孚赴顺承王府回拜张作霖。一小时后,代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的杜锡珪、财长顾维钧、王怀庆等在怀仁堂设宴为张、吴接风洗尘。
当年7月7日的《北洋画报》创刊号上,便刊登了吴佩孚与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等人的合影。三天后, 《北洋画报》又以头版头条登出吴佩孚与张学良在同一背景下的合影。在此期间,张作霖和吴佩孚两位大帅歃血为盟,义结金兰。
直奉两系开始合力治理北方。但两系军官对于由何人出面负责管理直隶治安争执不下,直系将领信不过奉系将领.奉系将领也信不过直系将领。最后吴佩孚做出让步,让他的贤侄张学良出任此要职,别人来他一概反对。
此后,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驱兵对抗冯玉祥部队。8月,奉冯双方会战于南口,奉军获胜。为阻止北伐军南下,张学良、韩麟春率部沿京汉路南下,假道河南,并通电吴部将领勿生误会。吴部靳云鹗通电“拒绝奉军人豫”,双方会战于郑州,奉军获胜,吴所部不足千人退至巩县。
张作霖仍请吴回郑州,表示合作到底。吴佩孚遭国民革命军孙良诚部攻击转而依附归人奉系的前部下于学忠,不久该部驻地南阳被北伐军占领,吴被迫逃往四川。在北伐军的攻势下,奉军北撤,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政东北。
“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令“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张学良不得不辞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但仍以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身份留居北平。随着淞沪抗战爆发,全国人民抗日声浪风起云涌,吴佩孚认为凭借全国的抗日声势,借张学良的武装力量,可以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于是在来平前夕给驻节北平的张学良打电报,表示要“来京常住”、 “合作抗日”。
吴佩孚行至包头,有《大公报》记者前去采访,问其对时局看法,吴佩孚一言不发,随即令人取来纸笔,匆匆写下“和内攘外”四个大字。显然是在批评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既定国策。
张学良此时已归顺南京蒋介石,于是把电报转交蒋介石并请示办法。蒋介石指示张学良对吴佩孚要“敬鬼神而远之”。
原本蒋介石已为吴大帅在杭州准备了宅院,偏偏倔强的吴大帅不愿去国民政府的后花园与高官们为邻,执意要到北平,蒋介石只好答应。
作为世侄的张学良给足了吴大帅面子,不仅派秘书长远赴内蒙临河迎接,吴大帅专车抵平当天,张学良携张宗昌、于学忠等人早早来到北平西站迎候。张学良还把北平城一流的房产,位于西城区原北洋元老、 “京兆尹” (相当于北京市市长)薛笃弼的什锦花园公馆,腾出来送给吴大帅居住。
反观吴大帅仍是架子十足,下车后仅和张学良寒暄了几句,就带着随从登上于学忠准备的汽车,驰往什锦花园公馆。
当晚,按“行客拜坐客”的惯例,在幕僚们的劝说下,吴佩孚勉强答应去了顺承王府张学良的私宅,刚寒暄几句,这位世伯就质问张学良: “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 “我有中央命令。
”“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旁边的人连忙拉了拉吴佩孚的衣袖,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 “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
第二天,坐客拜行客,张学良回拜吴大帅,让张学良更加尴尬的是,老世叔写了一首诗,赠送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气短,千秋谁谅信陵君。
此诗借古讽今,前两句批评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导致东北沦陷,全局皆输,成为千古罪人。后两句受马君武那首打油诗影响,指张学良沉湎于酒色,在九一八之夜陪胡蝶跳舞,从而误国。因信陵君伤于酒色而死,借此暗讽张学良。张学良从此不再来什锦花园。
为了缓和吴佩孚、张学良的关系,张宗昌在铁狮子胡同宴请吴、张,并邀请张广建、熊秉琦、师景云、李炳之等人作陪。吴佩孚到的比较晚,一身朴素的长袍马褂与张学良的西装革履形成鲜明对比。让在座各位诧异的是,当吴佩孚来到时,大家纷纷起身相迎,唯独张学良叼着烟斗坐在次席座位上,昂然不动。吴也没有向他点头打招呼,就在首席坐下。
觞斟助兴,张宗昌有意安排了两出戏,分别是李万春、毛庆来的《两将军》和梅兰芳、余书言的《游龙戏凤》。 《两将军》讲的是张飞与马超的故事,张飞与马超曾经敌对作战,最后成为一家人。这是张宗昌有意撮合张吴两位上将军而精心挑选的剧目。《游龙戏凤》开演后,梅兰芳饰演的凤姐刚刚登场不久,吴佩孚就起身道谢离开。自始至终,同桌就餐的叔侄两将军没有说过一句话。两位将军都是那么有个性。
“我与张作霖有八拜之交,他儿子就是我儿子”
吴佩孚到北平不久,他带来的部下由张学良出资解散,卫队也被缴了械,改由张学良派来的卫队保护,只有八大处的幕僚服务组织依旧维持。上述安排,并非出自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用意。吴佩孚的“和内攘外”口号与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既定国策相违背,遭致蒋介石不满,加之吴佩孚毕竟在北洋元老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北洋势力的死灰复燃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授意张学良多加防范也在情理之中。
防范归防范,该照顾还得照顾。由于吴佩孚个性强硬,崇尚义气,当政时不积金钱,退居北平时,生活情况极其困窘,甚至无米下锅。尽管如此,仍然安贫乐道,不向他人伸手。蒋介石知其窘状,表示按月馈赠,但被吴佩孚拒绝了。
张学良了解这位脾气倔强、性情高傲的世叔,不仅给他安排了北平城里一流的住宅,而且按月给予4000银元供其开销。对于张学良的接济,吴佩孚起初坚决璧谢,后经张学良亲自登门劝说,吴才接受不辞。尽管这样,他还常骂道: “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从1932年2月到1936年12月,按每月4000元计,张学良累计资助吴佩孚23万余元。当年,北大、清华教授的工资为每月300元,显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这位曾是自己政敌对手的世叔,张学良够仁义,称得上是大丈夫。
吴佩孚对张学良同样也保留了情谊。吴佩孚在北平期间,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经三次到什锦花园,企图拉吴佩孚下水。第一次见面,土肥原贤二就用哀求的语气请吴“救救日本!”吴佩孚却坦然道: “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现在不是谁救谁的问题,而是如何救的问题!
”土肥原贤二无话可说,只得离去。土肥原贤二第二次拜访吴佩孚并说道: “请您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吴佩孚对此大笑道: “好哇,那就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公,双方来电请我出任调停,当然可以喽!”土肥原贤二听后哭笑不得。第三次去拜访吴佩孚时,土肥原贤二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
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土肥原贤二说: “直隶本是玉帅的地盘,如今张氏小儿坐镇北平,大帅怎么甘心啊?”吴回答: “中国有句话叫子继父业,我膝下无子,再说我与张作霖有八拜之交,他儿子就是我儿子!
”土肥原贤二接着说: “张学良少年无能,还是玉帅出山的好。”吴回答: “张有没有能力,不是你们日本人该管的事情!”土肥原贤二接着说: “玉帅日子清贫,曾经风云人物,今日威风不在,我国希望玉帅能重整旗鼓!
”吴回答: “钱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会找张学良要的,他不敢不给我钱。”
虽然吴佩孚对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很不满意,但在日本拉拢自己的时候,仍然维护张学良的地位,说明吴佩孚虽然落魄,仍不失民族大义、不忘往日情谊。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张氏帅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