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玫巴赫 朱晓玫:连囚犯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里安静下来
[朱晓玫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弹到什么时候,虽然演奏会的数量注定越来越少,但她很想多来中国,为年轻人开课讲巴赫,“巴赫跟中国的老子、庄子是非常相似的。”]
66岁的钢琴家朱晓玫,留着最朴素的旧式童花头,穿着深褐色中式绸缎外套,缓缓走上台,双手合十,鞠躬,在钢琴前坐下。在没有座位号的王府井天主教堂里,黑压压的听众超负荷地填满了室内的每一个缝隙。
10月13日,朱晓玫将她弹了一辈子的《哥德堡变奏曲》带到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当她在琴键上奏出柔和纯净的咏叹调主题,教堂空阔的拱顶将这琴音放大,复调音乐在空气中回旋缠绕,制造出完全不同于现代音乐厅的层次感与平衡度。这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史上的第十场教堂音乐会。
“教堂是给人们祷告的地方,很安静。我一走进教堂,就会不知不觉感受这种静的气氛,这对我帮助很大。我大概已经在25个国家的200多个教堂弹过《哥德堡变奏曲》。在我有生之年,在我退休之前,能在中国教堂弹这个曲子,真的很有意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朱晓玫说,比起那些新建造的音乐厅舞台,她更喜欢在几十人的小场地演出,而教堂,则是她认为最适合演奏巴赫的场所,“巴赫的音乐就是教堂的产物”。
中国人最听得懂巴赫
去年,旅居法国30多年的朱晓玫第一次回中国演出,成为国内古典音乐圈热捧的“朱晓玫现象”。她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演奏会均是一票难求。有人通宵排队,有人从黄牛手中高价求购,哪怕主办方增开一场,演出票仍是迅速被秒杀一空。
这位蛰居海外的钢琴隐士,对于开演奏会的态度向来谨慎,回国又遭遇如此罕见的热情,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另一方面,朱晓玫看到中国听众对巴赫的热忱,又不免感触万分,“说老实话,几年前我不敢回中国开演奏会。我是弹巴赫的钢琴家,觉得中国人听巴赫大概时机不成熟,他们可能更接受浪漫派的东西。
去年第一次回中国,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看到年轻人,他们非常open,想知道巴赫的音乐是怎么回事,想买唱片来听。在国外,顶级大师的音乐会过后,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张唱片签售出去。但我去年的音乐会,每一场过后都是签售出两三百张唱片,被年轻人抢走。”
她还记得,一个年轻女孩认真听完她的《哥德堡变奏曲》,默默抹着泪,还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写下音乐会后的感受。亲历过这些,她发现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年代,“我终于认为,其实中国人是最听得懂巴赫的。”第二次回国,她绕开大城市,特地去西安、太原、贵阳等城市举办演奏会,甚至还想过去拉萨。她希望更多人听到巴赫,特别是中西部观众。之所以把最后一站放在北京,全因喜欢教堂这个特殊的演出场地。
朱晓玫还像老一辈中国音乐家那样,习惯把巴赫称为“巴哈”。1954年,5岁的朱晓玫第一次弹巴赫的小步舞曲,“那时候特别喜欢巴赫,也不知道为什么。‘文革’的时候在张家口劳改农场干活,冬天没有暖气,为了取暖,就弹巴赫,弹琴可以活动手指。后来觉得,巴赫不但把身体暖了,把人的心都暖了。他的音乐像水和空气一样,非常平稳、平衡,又很深邃。巴赫不是大喜大怒的,他的音乐很有分寸感,有一种安静的喜悦。”
个头不高的朱晓玫,伸出手来,小小的一双,这曾是她学钢琴的短板。劳改期间,她把一架英国产的罗宾逊钢琴运到张家口,以巴赫的琴音慰藉内心。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余隆很佩服朱晓玫的经历,1980年,她为了能去洛杉矶音乐学院学琴,跑到香港打工两个月才买得起机票。
初到洛杉矶,她一边寄宿美国人家里做保姆,一边供自己学费,也正是在这家人的钢琴前,她只有每天弹《哥德堡变奏曲》才不会被主人家反对,“所以天天弹,越弹越喜欢。”
朱晓玫把巴赫当作每日清晨的打坐,数十年如一日,每天练习,“哪怕肖邦那么伟大的钢琴家,每天早晨也会弹一遍巴赫的《平均律》。我一直认为巴赫不是一个宗教的作曲家,他是世界性的。我经常跟德国人开玩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一件事,巴赫其实是佛教徒。因为佛教追求的安静、平衡,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中找到。”
巴赫跟老子、庄子非常相似
按世俗标准来理解,朱晓玫并不是成功人士。66岁的她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婚姻,没有财产。她从美国闯荡到法国,一路颠沛,与世隔绝。直到41岁借钱凑了5万法郎,录制了一张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欧洲音乐界才逐渐发掘出这位隐世奇才。
她的坎坷经历和她在艺术上深厚的造诣,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但盛名之下,朱晓玫有些疲惫,名利对她而言,只是附属物。
她更愿意像过去那样,一间屋,一架琴,一张床,只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可以每天按自己的意愿练琴。她记得自己第一次上台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是在默默练习了五年之后,“台下只有几十个人,但还是紧张得发抖。”
很少开演奏会的朱晓玫,在欧洲同样是一票难求的礼遇。欧洲乐评人把她与钢琴大师古尔德相提并论,德国莱比锡唱片品牌Accentus希望为她录制全套巴赫,并且一直在拍摄她的纪录片。2014年6月21日,朱晓玫在德国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巴赫墓前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钢琴演奏家。
“这大概是我一生演奏生涯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感觉巴赫就在我的身边,中国人讲,到自己亲人墓前去讲一段话,去述说,去哭一哭,我就是这种感觉。当时弹完《哥德堡变奏曲》,我去父亲的墓前,跟他讲了一段话。到巴赫墓前弹,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告诉巴赫,他从来不认识中国人,但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他。”
朱晓玫在25个国家弹过《哥德堡变奏曲》,光是教堂就演奏了200多场。但所有这些演出,让她感觉真正成功的,能够以忘我的状态爆发出能量的,“只有两三场”。以她对艺术的精益求精,这种状态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罕有,当名声过盛时,她担心自己更难找到内心所向往的那种“音乐直接冲向观众”的微妙感受。
今年,朱晓玫第二次受邀参加德国莱比锡的巴赫音乐节,依旧是场上受瞩目的中国钢琴家。她不但担任第60届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还在夏季录制了全新的巴赫《创意曲》专辑。唱片公司希望她录制全套巴赫的愿望,在她看来是无法完成的。但她愿意录制《创意曲》,为孩子们留下她对巴赫最初期的认识。
来北京前,她在西安演奏了同样的曲目,音乐会后的签名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从体力上说,年近七旬的朱晓玫颇难承受这种强度。尽管去年的轰动让她成为话题,但她仍维持着“做一位普通钢琴演奏者”的心态。在王府井天主教堂的这场演出,或许将是她在国内舞台的最后一次亮相。
朱晓玫说,她66岁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弹到什么时候,虽然演奏会的数量注定越来越少,但她很想多来中国,为年轻人开课讲巴赫,“巴赫跟中国的老子、庄子是非常相似的。我想专讲巴赫的平均律,把不懂音乐的人和懂音乐的人一起听巴赫。我也想跟学琴的孩子们交流,我当初是怎么学琴、怎么理解西方音乐的。”
名与利无法带给她满足感。她的满足来自于听众,来自于她的音乐能打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我在国外经常给精神患者、老人、囚犯弹巴赫。有一次我去监狱弹琴,告诉他们,我准备弹10个变奏,因为巴赫很不容易听,如果你们能听得下去,我再弹。结果我一连弹了25个变奏,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听。这个经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连囚犯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里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