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总纲 刘洪波:献策为何总盯着“延迟”

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有三项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项是国情研究,不时有成果让人精神振奋;一项是假日研究,取消黄金周,影响巨大,已部分变成政策。还有一项是养老金和退休政策研究,近两年极受关注。

其实,清华大学的这第三项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养老金和退休政策研究,容易给人误解,并不符合他们的学术取向。以他们的观点来说,这项研究应该叫“延迟领取养老金和延迟退休政策研究”才算合适。是的,他们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延迟”。

先前,他们研究的是延迟退休,告诉大家应该65岁退休。起先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观点,但很快发现这不只是观点而已,而是政策吹风,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马上接过话头,表示延迟退休势在必行,正在研究,而且要迅速出台办法。

时代真的是变了。像“政策吹风”,以前都是从政策部门吹出来、吹下来的,其他人等不得妄议。这固能显出行政权力非常雄壮,但权力部门包打天下,难免有公众参与度小、不讲究科学决策之嫌。现在变了,政策吹风要由学者、企业家、“业界人士”等来做。企业家和业界人士说话,这就算社会呼声了;学者说话,则算是尊重科学。权力部门再来出台办法,就显得决策既民主又科学,兼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官产学”,结合是很好的。

清华大学延迟退休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就在走“决策科学”的形式,相关部门已表示赞许,并接过话头。只是企业家还没有说话,他们可是更愿意雇佣35岁以下的人员,这样,以示“决策民主”的方面没有响应。再加上,延迟退休虽然大受官员群体的喜爱,却伤害到每个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反弹也很大。

于是延迟退休方案的“急行军”就搁了浅,但决策部门虽表示暂不可行,还是打下了活扣,要继续研究。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获得进展,提出“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的精确结论,跟65岁退休的延迟方案很接近。

普通人望文生义,或对“最优退休年龄”无法理解,或以为最优退休年龄必是说这样对劳动者的延年益寿最优。但专家是另有出发点的,那就是怎样能够把退休金的支出账算到最优。算法是,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期望寿命有78.64岁,而平均参加工作年龄约18岁,用公式一算,最优退休年龄就出来了。按这种算法,人均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为12年。

现在,清华大学的最新研究是先延迟领取退休金,再延迟退休,经过一些年过渡,实现65岁退休立即领取退休金。这就把延迟领养老金和延迟退休结合起来了,延迟领养老金,说到底是为延迟退休做准备。总而言之,这又是一个“减少养老支出”的方案。

减少政府的公共支出,是献策的前提吗?否则,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这类把公共福利当包袱甩掉的献策,并屡获成功呢?你可以在60岁退休,但不能领养老金,今后延迟到65岁退休了,养老金就可以及时领了,说来说去,不就是省钱吗?前不久刚刚宣布了“养老变成朝阳产业”,养老要产业化了,养老金却不能退休即领,这怎么能够实现“老人拉动内需”的目标呢?发钱要省,花钱要凶,既要减少养老金支出,又要让老人去拉动内需,岂不是相互矛盾?但何时退休、养老金何时领取,对那些正在工作的人们,难道不是一项早已做出的承诺吗,临到兑现时变卦,政策信用还要不要?

这都是些顶层设计,设计的大思路就是让人们多出血?底层只是被设计的对象吗?他们是否应参与顶层设计,而不只是被顶层设计的时候,由别人来做“承受力”的考量,看他们能够承受多大的出血量?

为权力部门献策,为企业家献策,都是有利可图的,或有名或有利,或者名利双收。为普通人献策,这沉默的大多数却无法支付“献策费”、“设计费”,这大概是为什么专家学者献出的计策大多不能“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原因吧。(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原标题:[个论]刘洪波专栏:献策为何总盯着“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