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奇走狗 迎难而上 走向辉煌——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共和国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是什么支撑他总是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迎难而上,走向辉煌的呢?我想通过以一些真实的故事讲述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一、锲而不舍,留法不成求学莫斯科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刘少奇自幼好学上进、嗜书如命,普通农家的书籍已不能满足少年刘少奇对知识的渴望。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跑到同学周祖三家看书。

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从国内外带回了许多有益的报刊和书籍。刘少奇经常找机会到他家串门,一进门就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有一次痴迷到鞋子被炭火烧着了也毫不知觉,让在场的人捧腹大笑。因此,他被乡亲们戏称为“刘九书柜”。

    1913年,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玉潭学校的三年学习生活,使刘少奇既丰富了文化知识,还受到了维新思想的熏陶。1915年5月,17岁的刘少奇毅然参加了学校师生自发组织的护国讨袁游行活动,如潮的口号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的人流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

    1916年夏,刘少奇在玉潭高小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毕业后,刘少奇为了追寻心中的偶像黄兴的足迹,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宁乡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驱逐镇压学生运动的湖南都督汤芗铭的群众运动。

    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因为没有校舍,直至1917年3月才正式开学。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年10月,讲武堂因军阀混战被迫解散。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梦想破灭后,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老家炭子冲自修中学课程,等待求学机会。

    1919年初,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再次来到省城长沙报考育才中学,因考期已过,只好顶替益阳农村交不起学费而弃学的贫困学生“刘士奇”的名额入学。就在他面临毕业考试时,五四运动爆发,刘少奇未等到毕业典礼,与长沙的热血青年以及爱国学生一道立即奔赴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

刘少奇来到北京,深切感受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浓厚氛围,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刘少奇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报考大学。

当时正值学校暑假,各所大学都在招考新生,通过几次应试,刘少奇先后收到了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经打听,该校学制长达四年,学费也很昂贵,远远超出了自己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军校的兽医班虽然学费不多,但不合他的心意,经再三考虑,刘少奇只得同时放弃在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上大学的机会。

    此时的北京,又兴起了新一轮学潮。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反抗军阀马良镇压群众和声援济南惨案死难同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斗争的胜利使得深处困境的刘少奇精神振奋,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克服困难、追求进步的决心。正在这时,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他闻讯后立即找到赴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和范静生,并被推荐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个预备班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学制一年,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侯安排留法。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在辛亥革命中,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该校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均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工等技术。刘少奇在这里学习的职业技术,为后来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始料不及的是留法费用比一年前翻番,刘少奇使出全身解数,也没有筹措到留法经费。正当他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债,皖系军阀混战,南下火车停开。

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滞留北京,寄居在同学家里等候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他只能靠吃三元钱一月的包饭打发时光。在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坚持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看报,参加学生团体活动。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赴法勤工俭学严重受阻,留学遥遥无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法国当局不但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做,而且有几百名中国驻法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因此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给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赏识,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他的留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一道,从上海出发,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行程七千多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

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境界和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这样,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了出来,历经艰辛与挫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二、处变不惊,长沙蒙难意志更坚强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与毛泽东第一次握手之后,同李立三一道,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

刘少奇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在长沙认识了何宝珍,在安源结成革命伴侣,并生育大儿子刘允斌。1925年4月,党组织安排他到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和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随后辗转青岛,到达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担任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总务主任。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病倒在工作岗位上。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

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当时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蔡和森、易礼容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都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成员,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文化书社住下后,刘少奇除了了解情况,看望少年好友洪赓扬等故旧外,就是到附近的湘雅医院治病。他还把寄居在老家刚满周岁的儿子允斌接到身边团聚。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刘少奇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刘少奇准备返回上海时,被省主席赵恒惕悄悄盯住。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英勇无畏的长沙人民敢于担当,多次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矛头直指湖南当局首脑赵恒惕。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接到密报,工运领袖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全国工运中的影响力,令赵恒惕坐立不安,视刘少奇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预防湖南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赵恒惕指示缉拿刘少奇。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从湘雅医院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异常,书店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陌生人东张西望,正当决定转身离开时,却被便衣特务拦住,不由申辩地把他带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

    刘少奇被捕后,为了避免引起群众公愤,赵恒惕严密封锁了消息。消息灵通的长沙《大公报》顶住压力,于12月17日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主张得到了国人的普遍认同。

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共产党工运领袖刘少奇,舆论一片哗然,各地工会组织、青年社团、进步人士纷纷通电全国声援,一天竟有几十份抗议书和救援信投递到湖南省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向全国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刘少奇。

    刘少奇不幸蒙难,妻子何宝珍强忍惊慌、沉着思考应对之策,为刘少奇四处奔走呼号。她和闻讯赶来长沙的二哥刘云庭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出力营救。经过多方联络,营救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少时同学洪赓扬,湖南省议会会长欧阳振声等人就是其中的主力。

    赵恒惕逮捕刘少奇的做法,使自己作茧自缚、陷于被动,不但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湖南统治集团内部不满。为了避免惹出更大麻烦,赵恒惕只好吩咐下属叶开鑫以联名担保的形式将刘少奇释放,给自己找了个体面的理由。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被拘禁一个月之后,终于恢复了自由。赵恒惕为了顾全面子,将一册古装书《四书》托叶开鑫转赠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少去惹是生非。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

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财礼,为了给自己在国共合作后预留一条出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拘留期间的补偿和离开湖南的差旅费用。刘少奇出狱回到上海后,立即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叶开鑫的礼金。

    刘少奇长沙被捕,使他年过花甲的母亲鲁氏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突如其来的不幸,让她寝食难安。刘少奇获释后,母亲特地从老家炭子冲赶到长沙,泪流满面地跪在儿子面前,恳求儿子不要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刘少奇从小对母亲的要求百依百顺,但这件事情却违背了母命。他顺势跪下来扶起母亲说:“娘啊,请饶恕儿子的不孝!别的事,儿子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儿子的一生,已经交给了党组织,除了报效党和国家,别无选择。”他在宽慰母亲之后的第二天,就含泪告别母亲,离开长沙奔赴上海。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1926年2月19日从长沙来广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

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三、披荆斩棘,满洲赴任功盖东三省

    大革命失败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摧残。1927年七八月间,大连、奉天等地党的领导人和党员连续被捕入狱,党的力量大幅度削减,群众斗争只能逐渐由公开转向隐蔽。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受挫,党内出现消极情绪,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刘少猷受命组成临时省委;但这届省委由于组织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党员思想涣散,不但没有扭转危险局面,反而加剧了困难程度。另一位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谢觉哉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对满洲省委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谢觉哉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选派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出任第五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来到奉天(今沈阳市)。他到达奉天后,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三天之后与省委接头,正式移居到南满铁路南侧的工业区惠字78号(今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二号)。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抓紧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强有力的省委领导班子。他马上召开省委会议,讨论了省委当前的工作以及今后的方针。经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截至同年8月底,瘫痪的满洲党组织基本恢复,19个党支部与182名党员之间保持了紧密联系。

刘少奇还从湖南、湖北、河南抽调了一批党员骨干充实东北党组织,杨靖宇就是这一时期进入东北的。刘少奇还与其他省委负责人分头到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自己则选定了工作难度最大的工业企业奉天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作为工作重点。

    奉天纱厂是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军阀张作霖管辖的企业,兴建于1921年,有三千多工人,大半为童工,工人遭受着厂方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抗的烈火一触即发。分管奉天市委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即孟用潜)向刘少奇汇报:奉天纱厂正在酝酿8月27日罢工,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奉天纱厂参加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斗争。 

    8月22日下午6时许,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如约来到奉天纱厂,计划找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了解罢工斗争准备情况。奉天纱厂位于奉天市郊,地域比较偏僻,周围是一片坟地和树林。

刘少奇到达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十几分钟。当时的刘少奇、孟坚就隐蔽在纱厂北门外的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当下班的汽笛拉响,厂门迟迟未开,只见工厂的大门口几个厂警来回走动。刘少奇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判断,情况可能有变。

正当他决定转移时,却被厂警抓住。         事后得知,刘少奇来厂的两天前,孟坚到纱厂同中共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大张旗鼓地在工人中进行罢工斗争宣传动员,被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告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被捕。

    审讯中,刘少奇沉着机智,顺势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使用了他的一个表哥成秉真的名字,说是从武汉来奉天纱厂找工作的失业工人。

审讯人员经过几番折腾还是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常宝玉押来对质。而常宝玉之前没见过刘少奇,也说不出什么证据,厂警只得大失所望地将他们移交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临时看守所关押。

    8月24日,警察局开始对刘少奇、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审讯毫无结果。         8月26日,警察局便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3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

一次,刘少奇利用看守所放风的机会,机警地走到孟坚身边悄悄说: “既然将我们从高等法院移交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太严重了。

关键是那个工人不能出问题(指常宝玉),要做好他的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做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他矢口否认煽动工潮之事,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

”         孟坚和常宝玉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他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当中共满洲省委获得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后,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付,奉天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刘少奇回到中共满洲省委后,马上向中央报告了出狱的经过。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