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追忆父亲传奇人生

抗战时的孤岛上海,对***并没有太多感情,再加上***关于***人“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个亮相呢?

解放军睡马路,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军的共同回忆,充满着欢愉的情感。“上海人的隐私意识可是非常强的,这可不像部队在乡下打仗,如果土八路闯进了民宅,那可是不能接受的。”当年经历解放的老人家还向记者提到有趣的一幕,解放军睡马路影响确实很好,可是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却成了问题。有山东籍的士兵向墙角大小便,部队里上海籍的人提醒他们,这样老百姓肯定有意见。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掀开马路上的阴沟盖大小便,一旦有人要解决需要,其他士兵就围着阴沟盖站成一圈做掩护。

向***提出“睡马路”这个做法的,却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盛丕华。盛丕华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盛丕华和他热心***事业的儿子盛康年,成了团结上海资本家靠向***的一股力量。解放上海前,盛丕华就北上见到毛***,为解放上海提了不少实际意见。

今年96岁的胡实声是盛丕华的姨侄,与堂兄弟盛康年年纪相当,说起盛丕华何以能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领袖人物,胡实声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资本家有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各有利益,对***政府有依赖,并没有团结成一股力量。反而是盛丕华这样的中产阶级,不满***的统治,自己的政治诉求比较强。”盛丕华带头组织了团结中产阶级的“中社”,在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进行一些偏向进步的活动。

盛家家世并不显赫,盛丕华年轻时从宁波来到上海银楼当学徒。虽然受到正规教育少,但是他一生读书练字,自学不辍,因此见识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商人。堂侄盛吉甫记得,叔父盛丕华的书橱里不见“四书五经”,倒是有一本王充的《论衡》,随着时代变化,他的书橱里又添加了《孙中山集》、《朱执信集》、《国富论》以及《新青年》等。原本与杜月笙、陈布雷、蒋介石有过交往的他,不想再和他们多打交道。

盛丕华在同辈商人中,有一个外号叫“尝试先生”,他尝试过的工商业有煤号、渔业、纱厂、百货、酒店、电影等等。那时候许多旧式商人还不知物品交易所为何物,盛丕华从经济书籍中知道交易所是资本市场,积极参加。于是工商界很多人士搞新产品,都乐意来找盛丕华,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时由于领事裁判权还没有废止,上海商人最害怕同外国人办交涉。而盛丕华为了“四大”钱庄清理事,跟洋人不但打官司,还居然一直打到国外法院,把官司打赢了,这样一来,盛丕华在工商界的名声就更响了。研究者王昌范说:“盛丕华有上海商人的细致认真,为人又十分谦虚,非常稳重,因此得到很多大资本家的信任,托他来照管生意。”

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是有名的“小开”,因为盛家的红棉酒家成了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大家便叫他“红棉小开”。盛家算不上巨富,但是在6个姐妹的包围中,唯一的儿子盛康年十分得宠,养成了十足的少爷脾气。虽然他是开美科药厂的副经理,上下班却并不准时,非常随性。由于受***地下党员***峰(解放后任武汉市首任***)的影响,盛康年反而对帮助***的工作十分认真。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之前北上的盛氏父子与解放军一同南下,盛康年换下中山装便穿上日常的西装,开始找荣毅仁、经叔平等做工作了,胡实声说:“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康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盛家的开美科药厂总经理是谢曜,他与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圣约翰的同学,非常熟悉,盛康年便通过谢曜认识了荣毅仁等人,由于年纪相当,又都是“小开”,因此很快便谈得来。盛康年又将***的干部介绍给他们,后来便有了***、潘汉年与荣毅仁的直接接触。

盛康年的妻子周素琼如今已是95岁的老太太,住在武夷路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虽然生活简单,却仍旧有着大户人家小姐的气派,衣着配饰相当讲究。周素琼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有名的富商周纯卿,周家拥有上海的“一号汽车”,周家花园便是如今上海静安区的青少年宫所在地。“小开”盛康年娶妻提出过“三条”:要么找个最漂亮的,要么找个最有学问的,要么找个最有钱的,最后盛康年娶了家世背景远远高于自己的周素琼。

周素琼向本刊记者讲起***和荣毅仁的第一次见面,盛康年犹豫着找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我便说去我父亲家的花园洋房吧,里边环境好。头道门汽车可以开进来,二道门的紫藤棚可以停放汽车,门一关与外面隔绝,也很适合做保卫工作”。刘靖基也参加了这次家庭聚餐,***、潘汉年向他们讲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荣毅仁渐渐认为,***的政策既是新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的秘密工作,超出了上海人的意料。徐令娴回忆起解放时还对***的形象一无所知,自家开的广大药房突然接到电话,说卢绪章让他们送饭给金门饭店的***人。徐家这才知道,“卢绪章、杨延修居然是***!他们成了接收大员”。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闻名上海的广大华行,正是***员卢绪章、杨延修装扮成大资本家经营的产业,他们将赚来的钱用于中共活动,被称为中共的第三条秘密战线。而徐令娴的父亲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目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宅子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怎么会想到他是***呢?”新中国成立前,卢绪章突然提出撤股,去了香港。当他以***身份回来接收上海时,给所有熟悉他的资本家一个特别大的震惊。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

***和潘汉年给上海工商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孙更舵说,***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潘汉年在***内是有些“小开”气质的人,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胡实声说,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他做工作大家很服气。

孙更舵记得,刚解放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美棉进不来,棉花供应十分紧张。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一天。由于申新各厂纱的存量还比较多,荣毅仁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提出,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适应当时国家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盛丕华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没有吃过败仗。这种做法叫做***保你赚钱。”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换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的领导?”徐令娴便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

在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大大活跃起来。一方面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一方面1950年秋季开始的土改后农村购买力变得活跃,而刚刚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也增加了对消费资料的需要。于是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些资本家开始抗拒加工订货,自产自销的利润要大得多。于是以打击“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反”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回忆起“斗争”的情形,徐令娴说,很少经历群众斗争的资本家感到非常害怕。后来***提出把全市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303户,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背靠背的斗争。荣毅仁、经叔平、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等都在303户之列,徐令娴因为父亲的产业大,也成为303户中的一员。资本家必须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偷税漏税等行为,刘念义交代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有80万美元存在美国,原本不打算调回国内。徐令娴的丈夫钱家镖师、广大药房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为写材料而发愁,“不管写偷税漏税多少,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交代”。好在后来政府通过实际核查,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平安过关了。

上海市民建组织了工商业者的家属委员会,将荣毅仁、经叔平、刘念义等人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支持***的新政策。上海市妇联提出建立一个大户资本家的“老太组”,将老板们的母亲或是太太组织起来,了解新政策。活跃分子徐令娴聚集了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家的老母亲、天厨味精厂老板的母亲、颜料大王贝家的母亲等等,在徐家一楼的大客厅里聊天开会。这些习惯旧社会的太太们,过去从来没有开过会,来到徐家感到很新鲜,“过去大户人家有自己的架子,不轻易来往,现在组织她们出来了解新的政策,老太们感觉和子女共同话题多了,非常高兴”。

在***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下,私营工商业大部分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孙更舵这时候主管公私合营,“这是大势所趋,所以资本家也希望积极跟上形势”。到1955年10月,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2%。1954年9月,申新集团正式宣布公司合营。1956年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陈铭珊等8人抬着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荣公子名声很大,孙更舵说,“人群中有人问,哪个是荣毅仁?哪个是荣毅仁?”就有人指着前面个子高挑、举着旗子的年轻人。“上海大工商业者的带头合营,为全国公私合营工作顺利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