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叶挺 高敬亭之死: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

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

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

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

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

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只因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于新疆(此二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实际上,对处理高敬亭的问题,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