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原市长慕绥新父亲慕发旺之谜
相对屈指可数的“情人墓”,“父子墓”可谓俯拾即是,慕发旺、慕绥新父子也未能免俗。钢城鞍山远郊“千山墓园”朝阳的山坡上,慕氏父子比邻而居,父在后,子在前,两墓间距仅为数米。
从“儿女敬立”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的墓碑铭文上看,“先父慕发旺,一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陕西省吴堡县郝家山村。十七岁参加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五岁由部队转业。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病逝。终年四十五岁。”慕绥新的身上显然具有响当当的“红色血统”。然而,这位著名的贪官生前虽个性张扬,却对乃父旧事始终讳莫如深。
关于“血统论”,历来聚讼纷纭。
企图以天生差别来论证社会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最早和最典型的代表。柏氏强调,上帝造人时便使人们分别含有三种不同的金属:一种人“含金”,系最尊贵者,应受最高级的教育,使其成为“哲学王”(即统治者),但这种人在人类中只占极少数;另一种人“含银”,其特点是志坚战勇,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只须达到做武士的要求即可;还有一种人“含铁”,他们则不必接受多少教育,只要懂服从、会干活就行。
这种洋“孔孟之道”很有助于维护社会现有秩序,故备受历代既得利益集团欣赏。
难怪,英国下院前女议长布思罗伊德坚信:“政治流淌在一个家庭的血液中,就像煤垢永远存在矿工家族的指甲缝里一样。”而BBC王牌主持人帕克斯曼把嗑儿唠得更绝,他在《政治动物》一书中宣称: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则是“选好父母”!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按“血统论”观点,慕绥新似乎也未能“选好父母”,于是体内只能“含铁”。1970年3月,慕绥新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冶金部(鞍山)三冶总公司机修厂,做了一名直接与“铁”打交道的普通工人。
慕绥新从小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即便官位显赫之时,他对父亲的战友也是格外敬重。
据说,有个人转业前曾与慕发旺在一个部队工作,当年却从未与慕发旺谋过面,慕绥新刚刚当上沈阳市市长时,已是退休的他找到了“大侄”:“我是你爸爸的战友,现在生活困难,连采暖费都交不起了。”尽管“战友”的口气听来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慕绥新还是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我们很难揣测,倘若慕老先生地下有知,见有人假冒自己的名义“谋私”,是会气恼?还是会默许?
慕发旺究竟何许人也?“红小鬼”对“故慕绥新”的影响又如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与慕发旺谋过面”的战友,他就是现已离休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白文仲将军。
一个下午,白将军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将军虽年逾七旬,却神清目明,记忆强健。一提及慕绥新,白文仲老人不由得叹了口气:“可惜!”他还回想起自己与慕绥新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慕绥新就任辽宁省副省长之初,曾派人来请白将军吃饭。
将军对来人讲道:“你回去问问慕省长,他家原先是不是部队上的?他爸是不是叫慕发旺?”次日一大早,慕绥新亲自登门拜访,进门时还毕恭毕敬地给白老鞠了三个深躬。那天,爷俩坐在一起聊了三个多小时,白对慕印象很好,觉得慕很有思想,也很有抱负……“他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可惜啊,最后几步走错了,太不应该!”
至于白老缘何“未卜先知”,认为“慕省长”的父亲很可能是“慕发旺”,将军解释道:“那年我在某独立师任保卫干事,全师曾有过三个姓慕的。一个是副营长,太原战役后牺牲了;另一个是政治部干部科的干事,可他岁数太小;再一个就是供给部财务科副科长慕发旺。慕绥新的面貌酷似慕发旺,他又是1943年10月生人,姓名中间还带个‘绥’字,当时部队驻防陕西绥德,他大概生在那里。”
白老接着介绍道,慕发旺个头不高,虽很黑瘦,却很精神。相对慕发旺,他的媳妇钱秀英则是高高大大。两人的脾气秉性也截然不同,慕少言寡语,而钱十分开朗,她拉扯着孩子,一路大嗓门,在部队家属院里很是一道风景。这家人善良热情,谁有困难都乐意帮,两口子是出了名的大好人。
“有一说,慕发旺后来犯了错误?”记者问道。
白老再叹了口气:“唉!作为财务科副科长,也就一二毛钱的事儿!”老人又说:“那错误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可当时就是个大问题。具体的我不细说了,人都死了,说也没用了,况且他儿子也死了,就不嚼这些历史陈芝麻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慕发旺的错误是在抗美援朝前犯的,部队于1951年11月开赴朝鲜,他没能去,不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那天,老将军讲了近三个小时,不仅讲起慕发旺,更讲起那支部队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老人家兴致高昂,情绪激动。谈及腐败问题时,白老说:当时也有腐败,但总的来说大家非常自律,各单位查处腐败都十分严厉。
他还举了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大阅兵前夕,为保障受阅官兵的身体健康,中央特批几十支盘尼西林给部队以备急需,而身为某团卫生队队长的曹某竟将其中一部分私自倒卖。虽不过几十块钱的事儿,可曹某却受到严厉处分。后来,曹某多次恳求组织上撤销处分,直到八十年代末,他的处分才被拿掉。为此,离休回家的老曹头当即高兴得像个孩子,庆幸自己总算在有生之年卸去这块心病。
见记者很想了解慕发旺的更多情况,诸如何错之有、受何处分、何时转业、去向何方……白老表示:或许所在部队还有存档。
“财务科副科长”闹出“一二毛钱的事儿”,无疑使慕绥新的“血统”陡然尴尬万分。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高干子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表明,“血统论”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蔓延。
8月1日,这副对联贴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主要高校,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激烈的辩论夜以继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从对联谈起》,这份理论“力作”深刻地阐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对联”的内容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且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谭力夫的思想观点很快风靡京城,并流传全国。在“血统论”的冲击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不仅被斥为“狗崽子”,还被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
这种貌似革命的混蛋逻辑甚至激怒了“中央文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辩论双方代表时认为,“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作“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次日,周恩来也在清华表态:组织所谓“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针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
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的天真,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
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压力下,深信“血统论”的红卫兵迅速作出反应。12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校曾率先响应“文革”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酝酿成立了一个特别的组织,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12月5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批在“文革”初期起过“先锋”作用的老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一向自命不凡,认定“血统就是无比高贵”。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呼吁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1967年元旦,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通告明确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通告还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
1月17日,“联动”成为“中央文革”决意打击、取缔的对象,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当日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搜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捣毁了设在各校的多处“联动”据点。
应当说,“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联动”成员敢于反对把“文革”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甚至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确非觉悟到什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更多的是怕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这是他们长期在“左”的环境熏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映。
此间,青年慕绥新恰于清华大学求学,理应亲历并目睹了这场沸沸扬扬的“血统论”风波。“联动”虽被判处“死刑”,可“有成份论”仍阴魂不散,慕绥新当然不会心存任何政治优越感。法官的儿子不必非做法官,而贼的儿子不做贼也可能心虚!他只得选择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一起被分配到三冶机修厂的,总共有17名大学生。但这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很快成为他们中最显眼的一位。
在车间里,他是技术革新能手,熬夜加班不在话下;在文艺活动中,他拉起手风琴,用动人的男中音哼唱俄罗斯民歌,工友们听得如痴如醉;搞板报宣传,他把毛主席像画得惟妙惟肖……可惜他的单身生活过得很苦,忘我的工作使他得了严重的胃病。
车间党支部书记动了怜悯之心:“小慕,你看,和你一起来的大学生都结婚了,你的身体这样下去会垮的,快30岁的人了,也该成家了。”这下触到了慕绥新的痛处,他正为自己的“家庭背景”感到压抑,也为自己是必须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自卑,还有件事只能想不能说,那就是当时厂里没有一个未婚女大学生,他向往的“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
支书看出了“小慕”的心思:“别想太高了,非要有学历的女孩儿,有啊!女工贾桂娥,全厂惟一的中专生,人家根红苗正,父母都是朴实的老工人呐!”
在支书的撮合下,“小慕”和“小贾”见了面。对方是个小自己6岁、貌不出众的女孩子,他尽过力,却怎么也找不到应该喷发的激情,初恋难道都是这样不咸不淡的吗?贾桂娥则大不相同,她认定这位高大英俊的青年人就是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
“朴实的老工人”可没看好“小慕”,嫌他是“臭老九”,又有胃病,家里还有历史问题,门不当户不对,女儿嫁他哪有福享?这些,“小贾”一律听不进去,她要天天和“小慕”见面,寻找自己幸福的感觉……但在接触的过程中,“小慕”的情绪日渐低落,他开始保持沉默,并有意疏远“小贾”。
当贾桂娥从自我陶醉中醒来时,发现慕绥新根本不爱她,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整日神情恍惚,以至犯了癔病。这事儿很快在全厂传开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小白脸”,胆敢甩掉工人阶级的女儿,是不是太狂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下,“小慕”痛苦了很久,之后怀着对“小贾”的一腔“愧疚”,应下了这桩婚事。
婚礼上,贺喜的人们纷纷挑起大拇指:“行,你是个汉子,娶了有病的媳妇,不容易!”慕绥新“谦逊”地作答:“她也是为我病的,我不能对不起她。”婚后,“小贾”的病竟不治而愈,“小慕”也算有了安身之地。以后的日子里,夫妻相互照顾,还养育了一双女儿,“小慕”的工作热情更高了。1978年,35岁的慕绥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9年,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个春天,慕绥新也不例外,他施展才华的时代终于到来了。随着“小慕”渐渐成了“老慕”,他的仕途几乎是一帆风顺。1997年2月,慕绥新出任东北重镇沈阳的一市之长。
相比崇高,一个人做到无耻很容易。只要不公开,这种无耻也就不是无耻了,因此婊子看起来往往较淑女可人。
他的“第一次”恐怕已无从考证,但有据可查的是,仅在其担当市长这短短三年多时间里,“老慕”便受贿116次,共计64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4000余元。即使是再度感到舆论压力的2000年,“老慕”仍控制不住自己,共计受贿245万元,平均每个工作日受贿差不多1万元!至于与其紧密相关的违纪违法所得,数额又远不止这“一二毛钱”!
父辈铭心刻骨的“憾事”,难道真的是用来被后人遗忘的吗?
1852年,五幕剧《茶花女》在巴黎公演时,场场爆满,万人空巷。远在比利时的大仲马给小仲马回电:“我最好的作品正是你,儿子!”但大仲马毕生放荡,私生子小仲马并非他的惟一“作品”。
同理,慕绥新的堕入深渊当与慕发旺的偶尔失足无任何必然联系。而“文革”期间“革干子弟”引以为荣的“革干”,哪一个当年不是笃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揭竿而起的?若按孟德尔所强调的“隔代遗传”,“革干子弟”的“亲代”虽为“革干”,其“祖代”的社会身份却少有不是农民!
莫说“血统论”在逻辑上漏洞百出,即便无懈可击,它也是反动透顶的,因为它灭绝希望!
到了近代,这种遗传决定差异论甚至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其代表人物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上个世纪初,高氏用英国977位名人的家谱调查所获统计数据“验证”了自己的论断,但他明显忽视了后天因素对名人成长的更深刻影响,因此尽管手段科学,可结论并不科学。
慕氏父子“前腐后继”且“青出于蓝”,无疑均在于这种“后天因素”。
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其前身是始建于1935年春的陕北中国工农红军秀延12区(今子洲县驼耳巷乡)游击队、米西(今米脂)红军基干游击队和佳县河防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商定,绥德地区的5个县被划为警备区,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所属部队驻防。
1937年11月,隶属陕甘宁留守兵团的绥德警备司令部成立,统辖防区内的地方武装。1938年6月,绥德警备司令部先后将秀延、米西、佳县等地方武装整编为抗日自卫军和自卫军大队部。
1943年7月,又将抗日自卫军和自卫军大队部改称自卫军大队。1945年8月,绥德警备司令部改称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同年9月,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以米西、佳县自卫军大队为基础,组建了警备11团,驻佳县通镇,担负榆林、神府一线防务;同年12月,又以子洲自卫军大队为基础,组建了警备10团,驻子洲县马蹄沟,担负石湾、横山、响水一线防务。
1946年4月,按照部队精简整编精神,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将警备10团、11团缩为3个独立营。
5月14日,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改称绥德军分区警备司令部。同年10月,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绥德军分区奉命在所辖3个独立营的基础上,抽调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八、十三支队和红独立一师部分干部,同时征收新兵1000余人,扩编为警备4、6团。
1947年4月,绥德军分区警备司令部“前指”率警备4、6团划归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指挥,转战陕北,屡建奇功。同年10月,西北野战军将绥德军分区侦察大队、子洲县游击队合编为警备5团,并将绥德军分区警备司令部机关及所辖警备4、5、6团整编为陕甘宁边区警备2旅。
1949年6月,奉西北野战军命令,以警备2旅旅直机关及4、6团为基础(警备5团划归陕甘宁边区警备3旅),抽调榆林军分区第39团,组建为第一野战军第十三师。同年8月,第十三师改称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
革命战争年代,这支“保卫延安”的部队多次被作为“老汤”组建新的部队,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对它的信任。它也无愧于这种信任,仅解放战争期间,便先后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其中较大的战斗24次,共歼敌10332人,缴获各种火炮294门、各种枪械6786支、其他大型设备62台。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11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雄赳赳地开赴了东北平原的腹地,开始了自己新的辉煌岁月,它再一次被作为“老汤”,组建成为一支全新的现代化部队。全新的岁月里,这支部队先是抗美援朝,后又抗美援老(挝),还涌现出闻名全国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尖兵”廖初江,连雷锋都曾专程来此“取经”……
然而,这全新的岁月刚刚开始,一位名叫慕发旺的老战士却因“一二毛钱的事儿”倒下了。
根据白文仲将军的建议,记者来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说明来意后,部队现任领导都感到很吃惊,许久以来,极少有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慕绥新的父亲曾是这个部队的。尽管如此,部队领导还是为采访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专门派了四名同志帮助查阅档案。
在部队档案馆里,我们首先查阅了保卫科的档案,从部队所有被查处人员的档案中,还真查到了“慕发旺”的字样。这是一本发黄的卷宗,严格意义上讲,仅为一册薄薄的手写卷,封皮上书“案犯档案转销登记表”,立卷时间是“1954年11月3日”。
第四页上,“慕发旺”赫然在目。然而令人惊诧的是,每个案犯的情况都有清晰的记载,前文白文仲将军提到的曹某亦在此页,可惟有“慕发旺”这栏却一片空白!参照他人的情况可知,慕发旺的“案犯档案”转移日期为“1954年10月19日”,转往机关为“师干部部”。
从整个立卷情况看,虽年代久远,可当时的档案记载也非常详细。“慕发旺”一片空白,记者的大脑也一片空白。百思不得其解之余,记者求教保卫干事。他说,四个人已用了一整天翻阅了所有档案,除这本卷宗外,再无慕发旺的名字,保卫科的档案一直相当齐全,不大可能有所遗漏。
记者又随手翻阅了几本类似卷宗,确如保卫干事所讲的那样翔实。或如卷宗所示,慕发旺的档案已被移至“师干部部”,“详情”全在那里?既来之,则安之,记者又去查阅干部部的档案,以了解“慕发旺”的最终去向。
在一本本浸满尘埃的卷宗里,记者发现了几本自1953年始的转业人员名册。按慕发旺碑文的说法,他转业的时间应为1955年,可记者用了整整一上午,翻遍了所有转业人员名册,也未见关于慕发旺的只言片语。相形之下,1955年前后转业的人员情况均历历在目,诸如何时参加革命、何时因何问题离开部队的,无一人者含糊其辞。
在阅档过程中,记者发现,部队档案保存得十分完整,甚至连“三反”、“五反”、“肃反”的材料都完备如初,笔录也是铅华依旧,“慕发旺”没有任何理由不翼而飞!
带着失望和疑惑,记者拜访了负责撰写部队大事记(1950.10~1999.12)的政治部原副主任韩永库先生。韩先生也帮助寻找“慕发旺”,但结果与记者查阅的情况如出一辙。
对于这种结果,韩先生解释道,上辈人的事情虽不好过多评说,但有一种可能:部队创建不久,慕发旺就在这里,可谓部队上的“老人儿”,又当上供给部的财务科副科长,肯定有一定文化,兼以这支部队的多数首长也是陕西人,老乡加战友的情谊深厚。
这样,尽管慕发旺犯了错误,首长们出于情面,又赶上朝鲜战争爆发,功劳加战乱,遂不予深究,让其悄悄转业了事,并从档案里清除了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以尽量保全他的名声,免得子女们过于抬不起头来。
记者顿时愕然!
“销毁档案!”如果韩先生的推测属实,我们当真无言以对!
若言“老人儿”,“五团卫生队队长”曹某1935年入伍、1936年入党,而慕发旺1937年入伍、1939年入党,曹某更是“老人儿”!若言“有一定文化”,卫生队队长怎能目不识丁?若言“老乡加战友”,老游击队员曹某何故身列其外?慕发旺的名声需要保全,而曹某非得被处以“机关管制半年”吗?
无论如何,首长们太偏爱这位“供给部财务科副科长”了!
诚如白岩松曾经“痛并快乐着”,“血统论”无时无刻不是“反动并存在着”。
相比青年时期的父亲,慕大小姐“家庭背景”焕然一新。父亲做了市长后,“革干子弟”慕洋如鱼得水,她再不用和蚌埠籍丈夫李伟躺在深圳的出租房里啃方便面了,几年下来,他们狂捞了5400多万!
女儿的放肆,慕绥新不是不知道,可他并不想过多地责备她,因为自己历来很少关心过女儿,她已荒废了学业,现在借光挣点儿钱算什么?由于社会反响太大,班子成员提醒他管一管自己的孩子,并讲到了中央关于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亲属不能从事经商活动的文件规定。这话慕绥新很不爱听:“有的干部子女干得更欢,怎么偏偏盯上我了!”
然而,父亲的无限纵容,并未给女儿带来甜蜜和幸福。慕洋与李伟自1993年结婚以来,一直没有孩子。为此,慕洋始终觉得有愧于李伟,慕绥新、贾桂娥夫妇也很着急,却总是欲言又止。
李伟包养“北航”空姐的风言风语传到慕绥新耳中时,“老慕”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把女婿叫到自己办公室来,一顿声色俱厉后,李伟全招了,并誓不再犯。坦白虽可从宽,“老慕”还是命令女婿、女儿前往二○二医院进行全面体检。体检结果表明:慕洋一切正常,李伟不能生育!
慕绥新案发后,李伟、慕洋夫妇畏罪潜逃海外。据说,心眼不多的慕洋竟被夫君卷走了巨额钱财,生计潦倒得很。
2002年3月2日,虽有后妻平晓芳无微不至的照料,死缓囚徒慕绥新仍撒手归西。
一年后的当日,古城沈阳下起了2003年的第一场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