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的春眠 1948年的常书鸿父女巨变时代的缩影

题记:2012年11月14日,本文作者与著名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常沙娜教授进行了电话交流。已是耄耋之年的常教授耐心地解答了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并对文中涉及的内容与四张历史影像里的细节给予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适逢本文于《老照片》刊发之际,谨向常沙娜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8年3月21日,由中国美术馆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圆满地落下了帷幕。在长达六十四天的展期中,创下了数万人次的参观记录并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反响。时光流转回1948年的盛夏,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举办的“敦煌艺术展”在南京首次亮相,一时间各界人士纷纷观临展览,赞誉之声更是接连不断。

两次展览的时间虽跨越六十年之久,但却倾注了几代“敦煌人”的心血,而作为第一代“敦煌人”的常书鸿,更是为守护与传播民族艺术宝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1月,已是不惑之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正在酝酿一个举办展览的新想法。从初创到成立的四年时间里,常书鸿与第一批成员张民权、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李浴、乌密风、周绍淼,及第二批成员郭世清、范文藻、段文杰、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等人先后完成了清理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测绘记录石窟全景(内景)、编排区位号码等日常性工作。

尽管研究所在此期间曾经历了人员的离走和原隶属部门(教育部)的撤销,但是生性执着的常书鸿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在奔走呼吁和于右任、傅斯年等有识之士的支持下,最终恢复了机构建制(隶属中央研究院),同时多方筹措资金添置了所需的各种材料与设备。

即使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研究所同仁们仍旧在一些低矮昏暗的洞窟中一笔不苟地临摹着石壁上的经变、本生、藻井、飞天等形象与图案,完成了《鹿王本生图》(第257窟)、《张议潮出行图》(第156窟)、《萨陲那本生图》(第428窟、254窟)壁画的临摹工作,并留存了近八百幅壁画摹本。

自敦煌藏经洞重现于世的四十余年间,由于地域偏远加之没有专人(只有当地道士王圆箓驻守于此)细心看护与整理,使得大量敦煌文书、彩色绢画、彩塑造像等稀世文物流失英法德俄日美等国。尽管有识之士在20世纪初即开始呼吁保护并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但是莫高窟的敦煌文书、石壁画窟、彩塑造像还是不为大多数民众所知解。

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唤起战后民众对于敦煌艺术的认知,常书鸿沿着筹划专题展览的思路开始了壁画摹本的遴选工作。除了挑选最为精彩的临本外,他还撰写了有关报告书递交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国内各大城市进行巡展,并于随后送至国外展出。报告书提交后,他一直期待着他的远大计划能够付诸实施,可是一直等到这年的盛夏时节,才接到准令8月份在南京办展的批复。

接到通知的常书鸿立即准备好此前已精选出的五百余幅壁画摹本,按照画幅尺寸规格装箱并做好了严密的防护。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押送”着这些凝聚全体同仁心血的传世之作,踏上了由敦煌通往南京的旅程。由于当时客运条件的限制,加之重要航线的停飞,使得他几经辗转才最终到达了目的地南京。

到达南京后的常书鸿,住进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教授的家里。两位情同手足的艺术家早年共同留学于法国里昂与巴黎,且同出于法兰西学院美术院院士、巴黎美术学院新古典主义画家保罗·阿尔伯特·劳朗斯教授的门下。两位老友重逢甚是开心,而吕斯百夫妇在欣喜之余也甚是慨叹常家的变故,并询问了“爱女”常沙娜与幼子常嘉陵的生活情况。

为落实筹办展览的有关事宜,常书鸿拜见了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兼干事长)的朱家骅,并将计划与安排进行了简要说明。随后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常书鸿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布展准备工作。8月22日,“敦煌艺术展”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开展。

为了向外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展示南京国民政府在古物保护方面的成就,外交部与教育部还联合邀请了在宁的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参观,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与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法国驻华大使戈斯默等人于开展当天亲临现场。

8月28日,总统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笃信基督但却“道统观念”极强的他对此大为赞赏,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立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党政要员与文教界人士先后到场观展。

南京展览结束后,这批珍贵的壁画摹本很快又移至上海大新公司进行展出。在仅为一周的展期里,当地民众参观的人次远远超过了首都南京,而报刊、杂志的宣传报道也更为热烈。一时间,印有敦煌图案和式样的轻工业产品也迅速出现在百货商场的新品货架上,民众亦对此投来了新奇的目光。

作为近代都市文化发源地的上海,此时的图书出版业仍位居全国前列。为了使这批敦煌壁画摹本能够广泛地流传于世,常书鸿做出了挑选其中精品以彩印出版的决定。

他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却得到了经费紧张无法提供专项资金的答复。尽管官方的态度令其倍感失望,但热爱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还是表达了愿斥资出版的意向,这其中就有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郑振铎。

抗战期间,郑振铎以一己之力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古籍善(孤)本,使得这些民族文化瑰宝幸免于损毁流失。对于文化事业向来慷慨解囊的他邀请常书鸿到家中商议此事,同时赠送其一部精美的珂罗版《域外壁画精华集》。由于是个人投资出版,因此郑振铎提出了较为适合的黑白版印制方案。

虽然黑白版印刷可以节省一定的成本,但会使敦煌壁画绚丽多彩的丰富层次感消失无几。这时,上海建业商业银行总经理黄肇兴(经济学家,画家董希文的姊夫)愿斥资以彩色制版印刷的应诺最终促成了此事。

就在制版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剡司长突然来到了常书鸿的住处,出示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信件,令其火速启运全部敦煌壁画摹本至台湾展出。这时国共双方已进入到决战阶段,东北战场充满着变化,而徐淮地区的战事更是一触即发。

上海金融市场的混乱不堪,加之物价飞涨的严峻现实,使得他敏感地意识到时局可能会发生的变动。为了保护这些壁画摹本,常书鸿以制版印刷尚未完毕为由回应了来者,而这位无心久留的国府官员以“违令不办,后果自负”的官话告诫他后,便于当晚飞赴广州去了。

剡某走后,常书鸿连夜开始清点并包扎好所带的壁画摹本,分别交给在上海的朱惠康(常妻李承仙的姊夫)和在杭州的常书林(常书鸿的长兄)代为保管。直到1951年1月,存放于上海、杭州两地的壁画摹本分别为李承仙、常沙娜完好无损地取回,并于是年4月连同敦煌文物研究所(1951年1月易名,即今敦煌研究院)的壁画摹本,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举办的“敦煌艺术展”上亮相。

为了免受“有关人员”的纠缠,常书鸿在妥善安置了两批壁画摹本后,通过友人弄到了飞往兰州的机票,经上海、兰州、酒泉几地,辗转回到了千佛洞的中寺(常书鸿的寓所),这时已是1948年的11月上旬。

塞外中寺院里的白杨树已陪伴常书鸿度过了六年时光,但如今爱女常沙娜却暂别家人远赴美国留学去了,她这几年来比同年龄女孩们体验了更多的人生艰辛。在前妻不堪忍受艰苦生活环境不辞而别、研究所被突然撤销的那段日子里,常沙娜中断学业回到中寺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同时协助父亲临摹些壁画。

1945年底,父女两人在兰州举办了一个小型绘画展。而正是在这次展览上,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犹太人叶丽华女士看到了常沙娜的临摹作品,并为眼前这个豆蔻少女的才华所折服。

叶丽华女士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建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任教,她向常书鸿询问了孩子的有关情况后,透露了愿带她去美国留学的想法,同时提供一些相应的费用。面对来者的热情邀请,常书鸿提出了孩子太小且不能独立生活的问题,最好留待几年后再说;而叶丽华随即说出了她还有三年就将完成有关工作并将回到美国的安排,到时愿亲临千佛洞研究此事。

常书鸿此时一心想着研究所的复建与发展问题,对叶丽华的承诺并未放在心上。

几个月前的一个夏日(1948年),叶丽华踏进了中寺的院门,来兑现三年前曾许下的诺言。面对着叶丽华和女儿,常书鸿的内心颇为矛盾。家庭的变故使得女儿的心灵遭受了巨大打击,聪颖好学的她中断了四年学业……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常书鸿还是做出了由叶丽华带其赴美学习的决定。

为了保证女儿的人身安全,他在办理好一切手续后,约请了一名律师履行了一份法律合同,明确了叶丽华作为常沙娜在美期间的监护人身份,以及提供相应学费与生活费等有关事宜。

1948年10月间,常沙娜随同叶丽华由上海启程飞赴美国东海岸,抵美后进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开始了异国的学习生活。两年后,尚未完成学业的她,随着大批留美学子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到了祖国,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国家的新建设中来。

1948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常家的离合悲欢是那个巨变时代的缩影,但这一切却更加坚定了常书鸿数十年守护民族艺术宝库的不变信念,并在他有生之年迎来了敦煌学研究的本土回归。